看，他們甚至都不打算霸淩我，這就是女大學生和早早進入社會謀生的打工人之間的差距嗎？

開車回去的路上我随口提起：“聽說你們都在綱吉的家族企業工作，具體是幹什麼的？”

車突然颠簸了一下，正在開車的獄寺用意大利語罵了一句髒話，方向盤有些打滑。透過後視鏡他兇狠地瞪了我一眼：“你很在乎這個嗎？”

我：“……？”

“注意你跟她說話的态度，”山本不鹹不淡地說，沖我露出一個帥氣的笑容，“是水産進出口株式會社哦。”

我有些感慨：“想不到現在反商業間諜都反到海鮮行業來了，也不怪獄寺發脾氣，想必之前你們被竊取過商業機密吧。”

而澤田綱吉居然變出了一把木梳正在慢慢梳開我打結的發尾。作為初次見面的人而言，這個舉動太親密了。綱吉解釋，小的時候他媽媽很渴望擁有一個女兒，因此有一段時間他是被當成女孩子養大的。我看他的眼神頓時多出了一股性别認知障礙的憐憫。綱吉輕笑了一聲：

“商業機密？那種東西并不重要。”

細膩的梳齒穿過我的黑發：“畢竟最重要的存在已經偷到手了。”他的兩個同伴以自己的方式附和。

我心想：不愧是日本人，看來我需要适應他們随時随地的病嬌和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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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過去了，我的留學生活逐漸步入正軌。我的課程安排不算緊張，一個星期隻有三天有課，發達的JR網絡使得往來于橫濱和并盛之間隻有半個小時。也一次沒有撞見過黑手黨的交易現場，哥哥說的話完全就是騙我嘛，果然他真正的目的是控制我（？）。

有天回家（我在綱吉的影響下漸漸改口了），我告訴我的房東和室友們：“我找到兼職了，是在一家深夜食堂，因此周五周六兩個晚上我都不會在家。”

我的本意是借此通知山本君不必準備我的那份晚飯，獄寺也無需像獄卒一樣虎視眈眈地站在玄關，監視我11:00前必須回家。有幾次我一開燈差點被他帥氣的臭臉吓了一跳，想不到我從小到大都沒有體驗過的門禁，作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體驗上了。

綱吉擦盤子的動作一僵，瓷盤在地上摔得粉碎。

我再一次體會到了被凝視和鎖定的占有欲，像一層細密的網。

“有什麼特殊理由嗎？”山本慢慢問，“學姐家裡生活費應該給得十分大方吧。難不成有想買的奢侈品，是跑車還是名畫？我可以買給學姐哦。”

我：“……？”這也是令我十分不解的地方，極其罕見的時候，他們會用學姐這個稱呼來指代我，上一次還是我随口一提要在合同結束後搬出去，省得和男生們住在一起不方便。最後是怎麼不了了之的？

貌似是綱吉伏在我的膝蓋上哀傷地哭泣，說他的父親得了重病急需一筆錢做手術，因此萬萬不能失去我的房租。

澤田綱吉确實是一位大孝子。

“沒什麼理由，”我慫了慫肩膀，“經常光顧的店，老闆要去度蜜月旅行了，因此需要臨時工。他試了一下我的菜，覺得吃不死人，我的面試就通過了。”

“你怎麼這麼麻煩？”獄寺不耐煩地說，“這個工是非打不可嗎？回絕行不行？一切的損失我來承擔，你想要什麼樣的補償，《撐陽傘的女人》真迹行不行？剛好我最近在處理那幅畫。”

“我好像聽見了狗叫，你們聽見了嗎？”我對另外二人說。

山本&澤田：“……”

“真是大言不慚，”我有些輕蔑，“我看你需要去精神科檢查一下，區區一個水産公司的二把手，不，三把手，連處理名畫真迹這樣的妄想都誕生了。你以為你是誰呀？分分鐘上下幾千萬的黑手黨教父嗎？”

綱吉又手抖打碎了一個茶杯，他今天怎麼搞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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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折衷下來，我的房東和室友不再試圖幹涉我的打工安排，露出了聽天由命的表情，但堅持要接送我上下班，給出的理由是他們剛好有工作在附近，時間也對得上。一想到食堂附近是築地海鮮市場，而他們的業務範圍又是水産，一切都說通了，而且捕魚的話日夜颠倒不是很合理嗎。

在我第一個周末的值班結束後，朋友給我打來了越洋電話：“感覺如何，累嗎？有人投訴你的手藝嗎？”

“恰恰相反，”我口氣凝重，“遇到了一個紅發男人和他纏繃帶的黑發朋友，兩個人都有些奇奇怪怪的，吃完我做的夜宵同時問我能不能嫁給他。兩個人對視一眼，黑發那個改口說三個在一起也行。我說謝謝，我不搞三人行。”

朋友：“？”

朋友驚歎：“你放了什麼，迷情劑嗎？”

他有一些的警惕：“你以前沒在給我們做的蛋炒飯裡下藥吧？話又說回來，橫濱怎麼樣，你哥不是說那個地方治安不好，黑手黨特别多嗎？”

“純粹是謠言，”我自信無比，“我一個黑手黨都沒見過。好消息是我的實習有着落了，一家鋼筆株式會社邀請我去做總裁特助。他家森先生人蠻和氣的，一點架子都沒有，就是offer一開始打錯了，寫的不是特助，是首領夫人。”

“好吧，”朋友說，“萬一你飛黃騰達了，記得提攜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