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有任何表示，沒說反對，也沒說支持，隻是啃着他的油條，津津有味地啃。我想，其實他心裡是反對的，怕我闖出禍事來，但他又拿我沒轍，我想他在心底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有能力幫我化解一切禍事。

今天的年青人，可能都不大知道陶梅庵這個名字了，在民國那會兒，可是個通天的人物。不好意思，我又要說起我老公了。

他十四歲就進長沙《女權日報》當編輯了，因為文才與眼光都好，半年後就被當時的省報《湖南民報》挖去了任編賀，撰寫時事述評；稍後辭職接辦《湖南新報》，任總編輯。同時，他還為上海一些大報撰寫湖南通訊；1919年，他以湖南報界聯合會代表資格，參加湖南的“驅張（敬堯）運動”；1920年他受聘為上海《新聞報》駐湘特約通訊員，撰寫長沙特約通訊；1927年任《武漢民報》代理總編輯兼上海《新聞報》駐漢口記者；其間還為著名的《申報》、天津《大公報》撰寫通訊；

1928年擔任《新聞報》戰地記者，随國民軍報道“二次北伐”，冒槍林彈雨發回大量戰地消息，親身經曆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濟南慘案”。這些對軍閥混戰時事新聞的迅速、準确報道和深入的述評分析，為他赢得了極高的聲譽，與天津《大公報》的張季鸾并稱為當時中國報界“雙傑”。

從30年代起，他又先後在南京、上海辦報。由于國民黨的新聞管制日緊，他從寫“新聞”轉為以寫北洋時期“舊聞”為主。抗日戰争爆發後，他積極宣傳抗戰，曾受□□單獨召見。長期的政治、軍事報道養成了他對時局犀利的眼光和深刻的分析、判斷能力，所以他對國内抗戰尤其是國際形勢的看法深為蔣公賞識，曾想将他安排重用，但他認為他回到上海新聞界作用更大，便婉拒了。蔣公要陳布雷轉囑他回滬後将對時局的看法、形勢的分析随時寫成書面材料，設法轉交。

我比當時其它的記者更敢放膽真言，也就是仗着他這個大靠山吧。

當天下午，我就打聽出張秉坤被羁押在梅城高等法院看守所城西分所。我推着我的自行車上路了。

自行車是我在《婦女生活》雜志工作時社長給我的獎品。社長說，全中國四萬萬同胞裡，擁有自行車的不過一萬來人。可見當時自行車的金貴了，不過有自行車也是件挺麻煩的事，還要上牌照，月月都要上交通局交錢去，不止于此，車主搬家還要主動上報，可以想見，在彼時的華夏，自行車絕對是高端大氣上檔次。

城西分所是在一家老祠堂的基礎上改造的，白牆灰瓦，從外貌看，還是像祠堂勝過像監獄，如果門口沒有那兩個真槍實彈的獄警的話，那就更不像是監獄了。我停了車，理了理紅毛衣，跟獄警說：

“小哥，我是張秉坤的表妹，我要去探視我表哥，再不見，就見不到了。”根據當時的法律，死刑犯隻允許家人探視，所以我就扯了個謊。你知道的，沒辦法，地球是依靠謊言推動其旋轉的。

獄警同情地說：“小妹，别傷心。我去向所長通報一聲。”一邊說，一邊把我領進等候室，轉身進去通報。

這肯定是按部就班走下流程而已，有民國憲法在，你還敢不讓我這個“家屬”進去？可沒想到，他們還就真的敢不讓我進去。

小獄警将一個瘦高個的人領進來，這人渾身上下沒什麼可以顯示出他與人區别出來的地方，包括那張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