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他媽跟我亂扯。”這是陶梅庵唯一一次罵我，以後再也沒聽過。

“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留在這兒。一聽說要打仗我們就談論過這件事了。别的婦女兒童都在這兒。我為什麼就要走？”

“因為你在重慶會安全。重慶作為陪都，中央政府不可能讓它輕易淪陷，這你該比我清楚！”

我不再理他，假裝什麼都沒聽到，繼續看我的書。

他抝不過我，當夜就沒再提了。

第二天一早，我一睜開眼，他就又跟我談起那件事，可是我更堅決了。對他說的統統不加理會。

七點半，他準備上班去的時候，我望了他一眼，“梅庵，我是不可能走的，請你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他久久凝視着我。“小蠢貨，這一次，是真蠢。”他一字一頓，眼裡噙滿淚水，但就是不肯掉落，嘴角似哭又似笑。然後他走了。

我知道今天不過半夜是見不到他了，我突然很後悔，為了去調查連環案的真相，竟把他獨自一個人留在梅城，承受着戰時的巨大壓力。聽說自抗戰以來，他就主動請纓投入了梅城市政府的工作，我相信，他今天晚上，也一定累得東倒西歪。

我要将欠他的，一并補回來。梅城雖瀕臨倫陷，但我們可以一直地老天荒。

五月，日本人對梅城發動了多次空襲，地面軍隊也開始轟炸了。

我很少見到梅庵了。

感到是祖國搶走了他的所有精力，這沒錯。可陶梅庵與我的距離越越來越遠，這也是事實。

他越來越沉默少言，從不跟我說笑了，我們的生活完全停止了。他現在什麼也不對我講了。

我覺得梅庵遠離了我的生活。我有時甚至懷疑他有了外遇，當然，我知道這不可能。

不管梅庵的生活裡發生了什麼，都沒有我的份兒。

難得見到他，我還不如去重慶算了。

我常常想，蔣浩然到底怎麼樣了？可是我無法聯系到他。

後來，我才知道，其實，那時的蔣浩然比我還孤單。

我至少還有老公在身邊，雖然不常在，而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自從送丁小曼登上往重慶的火車後，他一點也不知道她的音信。從嶽母的來信裡，他隻知道，丁小曼天天不着家。他清楚她近來幹了些什麼，肯定和哪個男人在一起。他已承擔了責任，加入了地下遊擊隊，不時地營救未離開敵占區的人。

此後半個月，是梅城戰前的和平時期，最初的震驚之後，人們漸漸對戰争不再敏感了，仿佛這樣的日子會無限期的過下去，人們又平靜地過起了自己的日子，小酒店生意又好了起來，戲館又重新開張了。

梅庵繼續忙于那些接連不斷的秘密會議，我忍受不住了，開始煩惱起來。至少他可以告訴我他現在在幹什麼。他以前總是信任我的，可現在顯然不信任了。他繼續做他的秘密工作，有時數日不歸。我常接到他辦公室打來的電話，隻是告訴我他要出城去。

1938年5月14日，２０００多名日軍乘天還未亮從南門殺進城内，一時槍聲大作，火光沖天。

從睡夢中驚醒的老百姓哪還顧得上收拾家當，隻能扶老攜幼反着槍炮聲向北邊逃命，慢者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快的往往也跑不過罪惡的子彈。

“跑鬼子反”的市民們都擁到北門，城外狹窄的拱橋成為人們求生的惟一通道，被擠落水的和被趕上的日本兵打死的不計其數，有人後來用橋上“枕藉”、橋下“斷流”來描述那凄慘的場面。

而滞留在城中的無辜平民，尤其是青壯年，多被挨家挨戶抓出押至苗圃（今市體育場）和衛衙大關（今安慶路與花園街交口）等處槍殺。

有關資料顯示，梅城淪陷前城内僅有居民約萬人，而後來幾天中經紅十字會出面掩埋的屍體竟達５０００具！

日軍與開道的僞軍長驅直入，幾乎未遇到任何抵抗，有些人家，門前自己挂起了太陽旗，幾小時内，梅城市内的所有建築上都飄起了太陽旗，它們肆無忌憚地在中華大地上飄舞着。我在窗前看這一面面醜惡的太陽旗，淚如泉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