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及此,他便洋洋灑灑寫下自己心中的畫面:
“終南陰嶺秀,
積雪浮雲端。
林表明霁色,
城中增暮寒。選自《終南望餘雪》
從盛京城裡高樓上遠遠看去,終南山的北面景色十分秀麗,山上堆積着皚皚白雪,白雪擠在山上,好像與山頂聳入雲端,雪後放晴,夕陽映照在林梢之間,傍晚之後,城裡更寒冷幾分。
第二題:詩賦題
題目:賦題為《未明求衣賦》,詩題為《懸爵待士詩》。
“未明求衣賦》 ”出自《周書·樂運傳》“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滞。”
言下之意:君王形容天沒有亮就穿衣起床。忘記了吃飯,生怕處理不好朝政,導緻天下事務停滞,。
這段話形象生動地體現了君王勤于政事的形象。
“懸爵待士詩”選自:“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
《未明求衣賦,(懸爵待士詩)為韻》
夙夜甯無準,憂勤事萬機。
良宵猶未曙,深殿早求衣。
長樂鐘才動,華胥夢已歸。
絲綸傳紫禁,黼黻進彤闱。
被處燭仍在,垂時星始稀。
豈惟漢文帝,因此緻巍巍。②
第三題:《刑賞忠厚之至論》,算是史論題。
試題出自《尚書·大禹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孔安國傳注文:“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于是緊緊抓住這一題目,主要闡明古代的賢君賞善懲惡,都是本着忠厚寬大的原則,主張“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
《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籲俞之聲,歡忻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将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嶽曰“鲧可用”,堯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嶽之用鲧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
《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時候,他們是多麼地深愛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擔憂,而且用君子長者的态度來對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獎賞他之餘,又用歌曲贊美他,為他有一個好開始而高興,并勉勵他堅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處罰他之餘,又哀憐同情他,希望他抛棄錯誤而開始新生。歡喜和憂傷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聲音,見于虞、夏、商、周的曆史書籍裡。成王、康王死後,穆王繼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開始衰落。然而穆王還是吩咐大臣呂侯,告誡他使用“祥刑”。他說的話憂愁卻不悲傷,威嚴卻不憤怒,慈愛而能決斷,有哀憐無罪者的好心腸。因此,孔子把這篇《呂刑》選進《尚書》裡。
古書上說,“獎賞時如有可疑者應該照樣留在應賞之列,為的是推廣恩澤;處罰時遇有可疑者則從應罰之列除去,”為的是謹慎地使用刑法。堯當政時,臯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處死一個人,臯陶三次說當殺,堯帝卻一連三次說應當寬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臯陶執法堅決,而贊美帝堯用刑寬大。四嶽建議:“鲧可以任用。”堯說“不可!鲧違抗命令,毀謗同族。”過後,他還是說“試用一下吧。”為什麼堯不聽從臯陶處死犯人的主張,卻聽從四嶽任用鲧的建議呢?那麼聖人的心意,從這裡可以看出來了。
《尚書》說:“罪行輕重有可疑時,甯可從輕處置;功勞大小有疑處,甯可從重獎賞。與其錯殺無辜的人,甯可犯執法失誤的過失。”唉!這句話完全表現出忠厚之意。可以賞也可以不賞時,賞就過于仁慈了;可以罰也可以不罰時,罰就超出義法了。過于仁慈,還不失為一個君子;超出義法,就流為殘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過,義法是不可超過的。古人獎賞不用爵位和俸祿,刑罰不用刀鋸。用爵位、俸祿行賞,隻對能得到爵位、俸祿的人起作用,不能影響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祿的人。用刀鋸作刑具,隻對受這種刑的人起作用,對不受這種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賞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祿來獎賞;也知道天下的罪惡是罰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鋸來制裁。所以當賞罰有疑問時,就以仁愛之心對待。用君子長者的寬厚仁慈對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繼回到君子長者的忠厚仁愛之道上來,所以說這就是賞罰忠厚到了極點啊!
《經》說:“君子如果高興納谏,禍亂就會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讒言,禍亂也會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禍亂,難道有異術嗎?他不過是适時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離仁慈寬大的原則罷了。《春秋》的大義是,立法貴嚴,責人貴寬。根據它的褒貶原則來制定賞罰制度,這也是忠厚之至啊!
應試之文,佳作極少,但這篇文章卻是佼佼者,有其鮮明特色。由于文章的題目出自《尚書》,所以先以詠歎先王愛民之深,憂民之切開頭,緊扣主旨。接着從賞善與罰不善兩方面說明,總歸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後,穆王還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訴呂侯。所謂“祥刑”,意謂用刑須審慎從事。王先謙《孔傳參正》認為“祥”當為“詳”。按《漢書·明帝紀》:“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又《劉恺傳》:“非先王詳刑之道也。”引《尚書》鄭玄注雲:“詳,審察之也。”“詳刑”實際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說孔子對此還是給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況盛世呢?這是退一步說,從而更加夯實了主旨的深厚基礎。
但是,賞罰之道,要完全掌握它,并非易事。輕重的分量,也難以掂得很準。所以文章從經文中拈出了一個“疑”字。解決疑難問題的原則就是“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所謂“廣恩”“慎刑”,都體現了“忠厚”之義。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作者引用了唐堯不從臯陶執法殺人的意見,而同意四嶽任用鲧的例子,體現先王刑賞之道,一本忠厚。通過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書經》的警句加以論斷,複以詠歎出之,不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與開頭遙相呼應,使人有渾然一體的感覺。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經完全闡明了,但是,作者并不就此收住,反而蓄足氣勢,橫生波瀾,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關于可賞可不賞,可罰可不罰的提示,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來,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複。“疑”是有問題,而此則認識上已經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這個範圍内的過賞過罰問題,蘇轼認為“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通過這一層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體現了作者認識事物剖細入微的能力。而其斷語“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則又表現了極大的概括力,顯得斬釘截鐵,十分精悍有力。
賞和罰的範疇剖析明白之後,接着進一步又探讨賞和罰(刑)的方式。作者認為,古代賞賜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祿,處罰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鋸;加之“善不勝賞”,“惡不勝刑”,範疇和方式實際上都被擴大了。如此發揮,真是處處貫通,無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開,又要收得攏。“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仍然再拈出“疑”字,使文眼在筆陣墨浪中豁然透氣,又複歸結到“忠厚之至也”這個主旨上來。餘波振蕩,最後又引用《詩經》、《春秋》之義,十分鮮明地捧出了題目。題目亦即結論,在結構上顯得非常緊密而完整。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統治者動辄施以刑罰,并不“慎刑”,至于“廣恩”、賞賜之類,也往往是統治階級内部的事。所以文章提出的賞善懲惡一本忠厚的原則,不過表現了試官和作者希望不要濫刑無辜,要求推行“仁政”的善良願望而已。為政之道,寬猛相濟。《左傳》中記載鄭國大政治家子産以水火之喻論政寬猛的話,孔子聽了,深受感動,也說:“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博學的蘇轼不可能不知道這段故事。宋代以經文為題取士,至明清變而為八股,謂之制義。應試者是不能違背經義的。對此,也就不必苛求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