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及此，他便洋洋灑灑寫下自己心中的畫面：

“終南陰嶺秀，

積雪浮雲端。

林表明霁色，

城中增暮寒。選自《終南望餘雪》

從盛京城裡高樓上遠遠看去，終南山的北面景色十分秀麗，山上堆積着皚皚白雪，白雪擠在山上，好像與山頂聳入雲端，雪後放晴，夕陽映照在林梢之間，傍晚之後，城裡更寒冷幾分。

第二題：詩賦題

題目：賦題為《未明求衣賦》，詩題為《懸爵待士詩》。

“未明求衣賦》 ”出自《周書·樂運傳》“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滞。”

言下之意：君王形容天沒有亮就穿衣起床。忘記了吃飯，生怕處理不好朝政，導緻天下事務停滞，。

這段話形象生動地體現了君王勤于政事的形象。

“懸爵待士詩”選自：“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

《未明求衣賦,（懸爵待士詩)為韻》

夙夜甯無準，憂勤事萬機。

良宵猶未曙，深殿早求衣。

長樂鐘才動，華胥夢已歸。

絲綸傳紫禁，黼黻進彤闱。

被處燭仍在，垂時星始稀。

豈惟漢文帝，因此緻巍巍。②

第三題：《刑賞忠厚之至論》，算是史論題。

試題出自《尚書·大禹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孔安國傳注文：“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于是緊緊抓住這一題目，主要闡明古代的賢君賞善懲惡，都是本着忠厚寬大的原則，主張“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

《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籲俞之聲，歡忻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将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嶽曰“鲧可用”，堯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嶽之用鲧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

《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時候，他們是多麼地深愛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擔憂，而且用君子長者的态度來對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獎賞他之餘，又用歌曲贊美他，為他有一個好開始而高興，并勉勵他堅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處罰他之餘，又哀憐同情他，希望他抛棄錯誤而開始新生。歡喜和憂傷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聲音，見于虞、夏、商、周的曆史書籍裡。成王、康王死後，穆王繼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開始衰落。然而穆王還是吩咐大臣呂侯，告誡他使用“祥刑”。他說的話憂愁卻不悲傷，威嚴卻不憤怒，慈愛而能決斷，有哀憐無罪者的好心腸。因此，孔子把這篇《呂刑》選進《尚書》裡。

古書上說，“獎賞時如有可疑者應該照樣留在應賞之列，為的是推廣恩澤；處罰時遇有可疑者則從應罰之列除去，”為的是謹慎地使用刑法。堯當政時，臯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處死一個人，臯陶三次說當殺，堯帝卻一連三次說應當寬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臯陶執法堅決，而贊美帝堯用刑寬大。四嶽建議：“鲧可以任用。”堯說“不可！鲧違抗命令，毀謗同族。”過後，他還是說“試用一下吧。”為什麼堯不聽從臯陶處死犯人的主張，卻聽從四嶽任用鲧的建議呢？那麼聖人的心意，從這裡可以看出來了。

《尚書》說：“罪行輕重有可疑時，甯可從輕處置；功勞大小有疑處，甯可從重獎賞。與其錯殺無辜的人，甯可犯執法失誤的過失。”唉！這句話完全表現出忠厚之意。可以賞也可以不賞時，賞就過于仁慈了；可以罰也可以不罰時，罰就超出義法了。過于仁慈，還不失為一個君子；超出義法，就流為殘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過，義法是不可超過的。古人獎賞不用爵位和俸祿，刑罰不用刀鋸。用爵位、俸祿行賞，隻對能得到爵位、俸祿的人起作用，不能影響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祿的人。用刀鋸作刑具，隻對受這種刑的人起作用，對不受這種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賞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祿來獎賞；也知道天下的罪惡是罰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鋸來制裁。所以當賞罰有疑問時，就以仁愛之心對待。用君子長者的寬厚仁慈對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繼回到君子長者的忠厚仁愛之道上來，所以說這就是賞罰忠厚到了極點啊！

《經》說：“君子如果高興納谏，禍亂就會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讒言，禍亂也會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禍亂，難道有異術嗎？他不過是适時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離仁慈寬大的原則罷了。《春秋》的大義是，立法貴嚴，責人貴寬。根據它的褒貶原則來制定賞罰制度，這也是忠厚之至啊！

應試之文，佳作極少，但這篇文章卻是佼佼者，有其鮮明特色。由于文章的題目出自《尚書》，所以先以詠歎先王愛民之深，憂民之切開頭，緊扣主旨。接着從賞善與罰不善兩方面說明，總歸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後，穆王還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訴呂侯。所謂“祥刑”，意謂用刑須審慎從事。王先謙《孔傳參正》認為“祥”當為“詳”。按《漢書·明帝紀》：“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又《劉恺傳》：“非先王詳刑之道也。”引《尚書》鄭玄注雲：“詳，審察之也。”“詳刑”實際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說孔子對此還是給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況盛世呢？這是退一步說，從而更加夯實了主旨的深厚基礎。

但是，賞罰之道，要完全掌握它，并非易事。輕重的分量，也難以掂得很準。所以文章從經文中拈出了一個“疑”字。解決疑難問題的原則就是“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所謂“廣恩”“慎刑”，都體現了“忠厚”之義。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作者引用了唐堯不從臯陶執法殺人的意見，而同意四嶽任用鲧的例子，體現先王刑賞之道，一本忠厚。通過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書經》的警句加以論斷，複以詠歎出之，不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與開頭遙相呼應，使人有渾然一體的感覺。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經完全闡明了，但是，作者并不就此收住，反而蓄足氣勢，橫生波瀾，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關于可賞可不賞，可罰可不罰的提示，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來，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複。“疑”是有問題，而此則認識上已經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這個範圍内的過賞過罰問題，蘇轼認為“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通過這一層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體現了作者認識事物剖細入微的能力。而其斷語“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則又表現了極大的概括力，顯得斬釘截鐵，十分精悍有力。

賞和罰的範疇剖析明白之後，接着進一步又探讨賞和罰（刑）的方式。作者認為，古代賞賜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祿，處罰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鋸；加之“善不勝賞”，“惡不勝刑”，範疇和方式實際上都被擴大了。如此發揮，真是處處貫通，無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開，又要收得攏。“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仍然再拈出“疑”字，使文眼在筆陣墨浪中豁然透氣，又複歸結到“忠厚之至也”這個主旨上來。餘波振蕩，最後又引用《詩經》、《春秋》之義，十分鮮明地捧出了題目。題目亦即結論，在結構上顯得非常緊密而完整。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統治者動辄施以刑罰，并不“慎刑”，至于“廣恩”、賞賜之類，也往往是統治階級内部的事。所以文章提出的賞善懲惡一本忠厚的原則，不過表現了試官和作者希望不要濫刑無辜，要求推行“仁政”的善良願望而已。為政之道，寬猛相濟。《左傳》中記載鄭國大政治家子産以水火之喻論政寬猛的話，孔子聽了，深受感動，也說：“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博學的蘇轼不可能不知道這段故事。宋代以經文為題取士，至明清變而為八股，謂之制義。應試者是不能違背經義的。對此，也就不必苛求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