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拉印象中，這場派對可以稱得上是未來幾年内最接近娛樂的活動之一。

這個時候，留聲機裡播放的音樂還可以是爵士和搖滾樂，男男女女在音樂聲中自由的起舞，德國青年彈奏着肖邦的鋼琴曲，而這位偉大作曲家的心髒也不必從巴黎公墓流浪至柏林，輾轉數年才回到故鄉波蘭的聖十字教堂。

他們歡慶兩個年輕人正式步入未來長達數年的軍事生涯中，是榮耀的坦途，還是不歸的血腥之路，他們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

那也是個稀松平常的周末，除了那天的解酒早餐十分令人印象深刻。

德國人深信酒後吃一點腌制類的食物非常有助于酒精代謝，所以那天早上他們吃的是用鹽漬過的鯡魚，配上腌黃瓜。

威爾曼一邊嘟囔着從樓上下來，一邊沖後面的海因茨抱怨， “你他媽怎麼把我的衣服脫光了？”

“你吐得到處都是，”海因茨揉着亂糟糟的金發，艱難睜開眼， “你聞起來就像是沙灘上死了一個星期的魚，我能怎麼辦。”

威爾曼瞪大眼睛： “那麼你怎麼會和我睡在一起？脫光光，抱緊緊……天呐，你那粗重的呼吸噴在我敏感的胸肌上，搞得我一晚上都以為有跳蚤在咬我的胸部！”

“行了，别叫得像在公共場合被偷摸了一樣，”海因茨皺着眉， “我可是什麼都沒做。”

“……”

很快又是一年，轉眼勞拉已經在柏林醫院工作快五年了。

從見習到快速成長為獨當一面，不可否認年輕的勞拉本身十分聰明——這女孩以優異的成績從海德堡大學醫學院畢業。但在臨床實操這一塊，勞拉的存在，仿佛給她帶上了“外挂”，這還是個作弊系統，因為接受了相對先進現代醫學教育、并且已經從醫多年的老油條勞拉替她加速了這個過程。

而在1937年的德國，相對不完善的醫學培養體系、有限的醫療技術和一些落後甚至錯誤的治療理念，很多時候勞拉需要接受的隻是認知和觀念上的差距，但好在學起來相對容易、考核也比現代要輕松許多。

但曆史是往前不斷發展的，身處在曆史中的勞拉感到明顯的變遷。

比如，在未來現代醫學中常用的一類抗菌消炎藥——磺胺藥，在1908年被發明，卻作為紅色染料“百浪多息”默默無聞了二十多年，直到1935年，德國生物化學家杜馬克發表了一篇論文，報告了他用“百浪多息”拯救了因感染而患上敗血症的女兒的經曆，磺胺才引起了醫學界的關注。

那陣子柏林醫院裡的醫生和護士都在興奮地讨論這類新紅色染料的新用途，施耐德醫生感歎道： “百浪多息，我們數年前就知道了它的名字，可惜我們沒有發現它的醫療價值，我相信，如果早一點知道，我想，有許多人都不必在1914年那場戰争中死去吧……”

而直到1940年代，法國科學家終于打破了古闆的德國人對染料的迷信，認為是“百浪多息”在人體内分解成不能染色的對氨基苯磺酰胺，而這才是真正有殺菌治療作用的部分，至此，法國人第一次實現了人工合成磺胺類藥物——磺胺藥SN。

雖然大多數德國人都選擇性地忽略了“是德國人發明了磺胺”，最終卻是“法國人發現它的生物用途、并率先把它制造出來，因此後來法國人研發、售賣磺胺藥并不受專利法限制”這件事，這屬于是出口轉内銷了。

但是，要知道，直到二戰時期，随着帶有通氣和攪拌裝置的大型發酵罐發明，以“療效廣、毒副小”著稱的青黴素一類抗生素才被大規模生産，并廣泛運用于軍事和醫療中，而在此之前，磺胺一直是臨床中使用的重要消炎殺菌“武器”。

早晨，醫院的清潔工已經收拾完畢，送報員在桌面擺上了最新一期晨報。

她的新助手是位從柏林洪堡大學（柏林大學）夏洛特醫學院畢業并取得醫學學位的年輕人，與海德堡大學附屬醫院僅有神經科在歐洲位列第一不同，未來的柏林夏裡特醫學院大學綜合診所是在歐洲綜合排名第一的醫院，同時也是現代歐洲最大的醫療機構，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除了醫學遙遙領先以外，這座世界知名的學府，在二戰之前，還是世界學術的中心。

可勞拉沒法用看見習醫生的眼光打量羅伯特，雖然由于新規定，他在不久前順利通過了醫學考試，事實上他已經具備了行醫資格，但這個看起來比“勞拉”還小好幾歲的年輕人，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才是她的前輩，勞拉可沒忘記柏林大學那一長串獲得諾貝爾獎的校友名單。

現在，這位和德國著名醫學家、世界病原細菌學奠基人及開拓者羅伯特·科赫同名的年輕人，這個極有可能推動了20世紀醫學發展的年輕人，既聰慧又好學，正以極為謙虛的姿态向她請教一個問題。

勞拉清了清嗓子，耐心解答他的問題，末了覺得自己是不是應該推薦他去跟着明顯更德高望重的施耐德醫生之流學習。

她是随時準備從這段曆史抽身的人，不應該改變任何人的命運軌迹。

“穆勒醫生，”護士叩門說道， “一位克萊因長官找您。”

老天，勞拉很快意識到那是誰，于是她對羅伯特道， “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