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德國紅十字會。

勞拉穿着DRK的制服，右上臂佩戴着三角形臂章，表示所屬管理區域，另一側袖帶有白底紅十字，同時佩戴褐色的菱形臂章，上面是代表醫生的白色扭曲長蛇圖案。

她穿梭在散發着消毒水、酒精和夾雜着異味沖天的人群中，忙碌程度絲毫不遜色于在柏林醫院。

勞拉申請加入德國紅字會的初衷，就是為了在戰場上獲得庇護。

因為一旦戰争爆發，尤其是在資源緊張的後期，就算軍隊有特配的軍醫，在人手短缺的情況下，普通醫生也是極有可能被抓上戰場的。

而在二戰時期，作為一個女性，一個德國女性，一個德國女性醫生，可謂是疊滿了buff，在戰場上優先被擊斃的是她，在俘虜營首先被羞辱的也是她。

勞拉可沒有忘記在德國戰敗投降後，當蘇聯的坦克開進柏林，那些蘇軍是怎麼對待德國女人的。

她必須得處在一個中立的位置上。

而瑞士是二戰中為數不多的中立國，它在二戰中完美诠釋了什麼叫做“牆頭草兩邊倒”。

在二戰期間，瑞士人一個星期裡有6天為納粹德國工作，剩下的1天為同盟國祈禱。

這個總部設在瑞士日内瓦的國際性組織紅十字會，在二戰中完全保持中立，在戰場上，《日内瓦公約》規定：有明顯的白底紅十字或紅新月及紅獅與日标志的醫療單位及其建築物、器材和人員不受侵犯。

實際上勞拉在德國紅十會的工作，除了每天治病救人以外，剩下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應付那群納粹分子。

從去年德國吞并奧地利開始，希特勒在逐步實施他的侵略計劃，對于醫療這種珍貴的資源，他認為“沒有必要浪費在支援别的國家身上”。

DRK的組織徽章是一個帶着白色納粹卐字的黑色鷹，鷹爪抓着紅十字。

這意味着在納粹全面執政、以及德國對外關系愈發緊張的今天，德國紅十字會已經從一個國際性人道主義組織，逐步受制于納粹。

在二戰爆發後的某一天，德國紅十會完全有可能淪為納粹的備用後援，作用也僅限于此了。

然而這是德國紅十會每個人都不想看到的。

德國紅十會的區域負責人菲力克斯正站在醫院門口和一位黨衛隊成員吵得面紅耳赤， “我不認為我們的做法有什麼問題，我們隻是在做應該做的事情。”

身穿黑色制服、佩戴着納粹卐字袖帶的黨衛隊成員手裡拿着登記簿，皺着眉，非常不滿地說道： “但你們不應該收留救治猶太人！”

灰色眼睛、一頭卷毛的菲力克斯除了長得像流浪藝術家以外，還有着同樣倔強執拗、多情善感的腦子，他說着激動起來，手舞足蹈。

“噢，我們是醫生，我們的職責就是救死扶傷，我們怎麼能看着有人無家可歸、流浪街頭，他們不過是些無辜的……”

上帝啊，快讓他住嘴吧！

勞拉“砰”地把手裡的托盤砸到桌子上，發出好大的動靜，衆人紛紛側目看過來。

她随手把掉下來的碎發塞到帽子裡，一路風風火火地朝門口走去。

“呃很抱歉長官，我想他的意思是指在這些‘無恥之徒’找到落腳地之前，總不能讓他們在柏林大街上晃蕩……嗯，影響柏林市容。”勞拉露出笑容來， “政府大度地寬限了這些人離境的時間，左右不會耽誤長官您的工作，我們……。”

“我知道了。”黨衛隊成員擡手打斷了她。

他看了一眼勞拉暗藍色的衣領，冷笑一聲，轉頭對菲力克斯說道： “一個低級的醫生都比你更識時務，我想，或許這位女士比你更适合坐在這個位子上。”說着，他低頭在登記簿上巴拉了幾下，合上冊子後對他們說， “你們最好在三天之内，給這些人找到個‘好去處’，否則我不介意直接送他們去集中營。”

“……”

勞拉看着黨衛隊成員遠去的背影，頓了一會： “我必須聲明，我沒有這種想法。”

“不，”菲力克斯搖了搖頭， “你說得對，猶太人在德國沒有未來，他們必須盡快離開，紅十字會庇護不了他們太久。”

街上圍觀的人群漸漸散去，勞拉忽然看見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阿德裡安行色匆匆，他身上甚至還穿着在軍營訓練的白色軍官夏季制服，但已經來不及換了。

在驅車前往黨衛隊帝國保安局的路上，這種強烈的不安感，他隻在1934年8月興登堡元帥去世不久後，陸軍元帥瓦爾納·馮·布倫堡命令國防軍直接向希特勒個人宣誓效忠時，有過相似的感覺。

他大步走進大樓，徑直往警察總長海因裡希·希姆萊的辦公室走去，但沒有人攔住他。

辦公室大門敞開着，兩個黨衛軍守衛面面相觑，後退了一步。

一個渾厚的嗓音從他身後響起： “阿德裡安，我的男孩，我在這裡。”

前德國陸軍總司令，維爾納·馮·弗裡奇，他今年已經59歲了，他在一戰期間，曾經擔任第十二火炮團團長，是一位上将，但衰老和歲月不改他銳利的目光和昔日的威嚴。

上将坐在希姆萊辦公室的沙發裡，抽着他上好的古巴雪茄，開了一瓶紅酒。

而希姆萊本人則不見蹤影。

阿德裡安站定，軍靴碰撞在一起發出清脆的聲響，他擡手向這位将軍行了個軍禮，但他還是忍不住問道： “将軍，您這是在做什麼？”

“喝酒，抽煙，享受我的退休生活，”上将從懷裡掏出一把槍， “但在此之前，我要把希姆萊這隻無恥的野狗給殺了。”

阿德裡安歎了口氣，他這幾年總在歎氣，以至于不得不用沉默寡言來掩蓋自己的情緒。

“恕我直言，您這場決鬥是等不來對手的。”

弗裡奇和希姆萊的恩怨要從去年說起，但追根溯源其實是以弗裡奇為代表的老派容克軍官團和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的終極矛盾。

在一戰後，包括納粹黨在内的各黨派勢力蠢蠢欲動，弗裡奇就曾在寫給時任國防軍總司令馮·塞克特的信中毫無保留地表示過他對“雜黨”的厭惡之情，他稱“那些黨派”為“各色亂竄的野狗”，認為他們的主張都是自私自利的借口，必須派出軍隊消滅這些野狗。

希特勒上台後，德國經濟有所好轉，弗裡奇對納粹的态度溫和了些，因為他和希特勒一樣，同樣憎恨着猶太人。

在1933年他被任命為陸軍總司令後，不僅清剿了軍隊裡的猶太人，矛頭甚至直指昔日的戰友——所有娶了猶太妻子的軍官都被免職。

有人說他背叛了老總統興登堡元帥。

弗裡奇當時認為“這種犧牲是必須的”，他曾經對阿德裡安的父親說過： “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新勢力，帶領我們恢複德皇的榮耀，在此之前，我們必須仍是忠誠不渝的普魯士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