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咄咄逼人的鄉紳代表何天安、李一恂等，楊文煊一步不讓。

“我社不追究諸位圍堵農聯、恐吓乃至報複想要參加農聯的佃戶等事已經退了很大一步，諸位不要得寸進尺！”

“得寸進尺？”何天安冷笑一聲，“我等田土，由貴社來定田租，反倒斥責我等得寸進尺，真是好大笑話！”

楊文煊毫不示弱，“這番道理我社早就說爛了。是諸位需要佃戶，而非佃戶需要諸位。”

“呵呵！四成絕無可能！”

一向儒雅、沉得住氣的何天安拍了桌子，把李一恂等人皆吓了一跳。

李一恂出言圓場，“今日天色已晚，便先散了，明日再談，明日再談！”

李一恂拉着何天安離開，其餘鄉紳也紛紛離場，帳篷裡隻剩下楊文煊、唐廷瀚與邵陽縣丞梁國德和縣衙戶房司吏。

“做戲的既已走了，我等便說說實在的事。”

梁國德一開口，楊文煊便覺得頭疼。

所謂“實在的事”，便是指繳稅之事。

一縣稅務，最是繁雜，尤其是需得一條條一項項去捋時，足以讓人懷疑人生。

好在此事有唐廷瀚在明、唐景寬在暗與縣衙戶房一一核對，隻需按照條目厘清即可，倒不用他過多操心。

而且邵陽縣早已實行一條鞭法，隻需将除漕糧外的稅糧皆折算為白銀，再除以原應征畝數得出畝均稅銀作為标準即可。

雖則兩方對正稅這個“分子”有一定分歧，如官府方面堅決要将與王府相關的宗祿米等項列入此“分子”，但争議不大。

既然擴大分子，那麼分母也要擴大，王莊需列入應征畝數中進行計算。

因王莊畝數相對少，每年官府給宗室的錢糧本就不足額，是以官府在這一點上占了小便宜。

當然他們也不是在為宗室争取權益，稅糧多出來了，可不一定就會足額給宗室。

大同社與官府誰都不肯讓步的最大焦點在“雜捐雜稅”。

所謂雜捐、雜稅，指的是官府在正稅外以各種名目向百姓征收的捐稅，比如修繕城牆、修築堤壩、修路修橋，都可以用作收稅的名頭。

至于收上來的捐稅是否真去修城牆了，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雜捐、雜稅雖然早已淪為官吏貪污的重要手段，但在此時有一定合理性。

明代留存地方的稅糧隻考慮了在冊官吏，像是白役等“無編”衙役的工食銀根本沒有計算在内，但“無編”衙役卻又是支出大頭。

此外，官員雇傭的其他人員朝廷也不發錢。

偏偏這些人又不能開掉，否則縣衙工作如何開展？

若讓官員用自己的俸祿去養，先别說官員主觀上願不願意，就是客觀上也沒法實現——明代官員的俸祿是出了名的低，連養自己一大家子都湊合！

除了給這些必要人員發工資，隻要官府想辦什麼事，都得靠雜捐、雜稅籌措資金。

梁國德要求将雜捐、雜稅攤派下去楊文煊也認同，但不認同梁國德說的數額。

楊文煊認為，現有大同社收繳稅糧、維持治安，官府可以精簡機構、裁撤白役，隻需管理不參與農聯的那些人和田土即可，所需工食銀和辦事經費可大幅降低。

此外，官吏想要保證自己的“收入”不降低，他同樣理解，但不接受獅子大張口。

何況大同社這次查出的大量隐田，縣衙定然不會全數上報，甚至根本不會上報。

這部分田土的稅糧由大同社、官府、田主三方分潤。

光是大同社目前在東鄉、南鄉預估将查出的隐田，便能給官府提供三千兩的隐形收入，這筆錢也不能不算進去。

經兩方近一月的扯皮，最終将一年正稅及“合理”的雜捐、雜稅一并攤派入畝，議定今年起每畝每年征稅六分六厘。

大同社與官府談定，與鄉紳方面卻遲遲沒有進展，但三方實際上都默認了多數田主往後隻能收到四成租這個事實，隻不過沒有誰願意松口答應罷了。

談判好似沒有結束，卻于崇祯五年的晚秋塵埃落定。

下一個月，便要開始征繳田租秋糧，大同社上下都在為此事做準備。但楊文煊沒有在談判結束後第一時間返回譜口沖，而是去見了何起蛟。

何起蛟從一家酒肆回來，臉上殘餘着酒氣，一臉冷漠地撇他一眼，便再也不看他地轉身便走。

“且慢，”楊文煊上前攔住他，“我們聊一聊。”

何起蛟繞過他往前走，他歎息一聲，再次上前将他擋住。

“好狗不擋道。”何起蛟漠然道。

他隻當做沒聽見，低聲道，“你心中若還有劉今钰，便幫我勸一勸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