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慶三年十一月，蘇定方凱旋而歸，獻俘昭陵。李治親臨殿前，大會文武百寮、夷狄君長。

至此，西突厥漢國覆滅，西域諸國（即中亞波斯在内的河中十六國）望風歸附，中亞河中地區納入安西都護府，大唐聲威達到蔥嶺（即帕米爾高原）以西，大唐疆域達到曆代中原王朝向西擴張的頂點。

六十七歲的蘇定方以功遷左骁衛大将軍，封刑國公。

同月，尉遲敬德薨，享年七十四歲，陪葬昭陵。

顯慶四年四月，李奉節上書李治，舉報太子冼馬韋季方和監察禦史李巢結黨。李治命中書令許敬宗和侍中辛茂将審理此案。韋季方意圖自殺，未果。許敬宗借此誣稱韋季方之所以尋死，是因為他有更嚴重的罪責，即與長孫無忌勾結，伺隙謀反。

李奉節、韋季方、李巢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人物，按理說和長孫無忌是完全牽扯不到一起的，但是他們所牽扯出的朋黨案卻為此創造了可能。

自封建王朝創立起，朋黨便開始出現。簡單來說，它就是各級官僚們相互勾結，排除異己，以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獲取更多的利益。血緣、地域、政治主張、師門等等都可以成為朋黨形成的由頭。

對于朋黨，曆朝曆代的賢臣志士都是深惡痛絕的。箕子曾建言周武王，“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尚書·洪範》）”孔子曾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黨。（《論語》）”

盡管儒家士大夫向來以“群而不黨”為警言，卻仍然會陷入朋黨之患。哪怕是聲稱“群而不黨”的孔聖人，也将弟子稱為“吾黨之小子（《論語》）”。

當年，魯昭公娶了同為姬姓的吳女，公然蔑視“同姓不婚”的周禮。後來，陳國司寇便問孔子，“貴國先君昭公知禮嗎？”而一貫主張“禮教治國”的孔子卻回答，“知禮。”

孔子離開後，陳國司寇便對旁人說，“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孔子知道後就自嘲，“我如果有什麼過錯，别人一定會知道，這也算是我的幸運了。”

韓非曾言，“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孤憤》）”

甚至，他更進一步地指出，“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揚權》）”意思就是臣子之所以還不弑君，是因為黨羽還不夠豐滿。

春秋戰國時期，田氏代齊、三家分晉便是士大夫結黨奪國。

這也就無怪乎封建君主對于朋黨非常敏感，甚至是不惜捕風捉影，甯可冤殺絕不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