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慎心下一凜，頓首不語。劉肇仰天大笑，朗聲道：“朕看，皇後之解更妙，何不再補一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夜深，蘭林殿中燈火猶明。馮岚正在為《說文》雕刻定本函套，筆墨之間透着恭敬與沉思。

鄧綏步入殿中，将一枚雕花玉版嵌入扉頁，其上篆書曰：“字者，言之舟楫，政之基石。”

窗外，一隻白鶴自星光下振翅飛起，掠過殿脊琉璃。那抹弧線，宛如一枚古篆“鳥”字，在東漢夜空中，輕輕定格，仿佛将這一場興文字、立正音、複古義的聖舉，銘刻入了史冊的星圖之上。

自《永元章句》《說文解字》初稿頒行天下，京師書坊日日新刻，洛陽城中紙貴如金。朝野傳頌者，不獨論章句清明、字義精當，更稱其為“皇後親撰”，所載典故，連江南私塾老儒亦暗中抄錄講解。

而最令世人震動的，卻是書中不時夾注的“女師傳習”條——諸如“班昭講經于太學”、“馮氏校章于東觀”、“皇後注《尚書》引郡中義女助成”……消息傳出，如春水破冰。

三月上旬，洛陽西郊蒲陽裡，一戶富商之家新設書舍，挂起牌匾“女學堂”三字，内設竹案十幾，皆由閨閣中人入學，白日講章讀史，夜晚則燃燈誦字，不假男師，一時轟動四方。

不久，齊魯、關中、巴蜀、江南亦有仿效之舉。東海郡守上奏：“民間女學逾五十所，皆學《章句》《說文》，設講章、注讀、義例之壇。适逢春耕閑月，婦女晨灌暮誦，未誤農時，反開婦德之智。”

而最令朝堂震驚的，是涼州竟有羌人部族女子請字為誓，将《章句》刻于石鼓，用作部落會盟之器。

“你可知民間竟傳出‘女君開學’之語？”

章德殿中，劉肇正披朱筆改批禦史奏章，聽聞宮人禀報，放下筆，神色複雜。

鄧綏拈起茶盞，笑而不語。

“昔者孔子不許女子執筆，今者卻叫你立了文字，改了經注，還叫天下女兒争相執簡讀書。”

“陛下信嗎？她們不是為我讀書。”鄧綏輕抿一口茶，眸光映着燈火，溫柔而堅定，“是為自己。”

“為自己？”劉肇挑眉。

“為看清自身，為學理世道，為撐起屋檐下那尺天。”她将一卷抄錄好的女子讀書名冊遞上，“江夏、會稽、渤海、敦煌……已有女子請入州學，請開‘女講席’。”

劉肇望着那密密麻麻的名字，良久不語。

“你是朕的皇後。”他低聲道，“可你也已經成了，天下女子的月光。”

京中太學東側新設“绛雲講堂”，首日講座竟由鄧綏親自講授。她身着青襦，開篇便言：

“女之學，非妝筆之學，非妾媵之學。女子讀書，不為争得男人寵愛，不為赢得後世之名，隻為理天下之經脈，守家國之根本，定自身之心性。”

講堂外，數百名女子聞聲而立，儒衫缥缈，猶如一樹樹白杏，沐春風而開。

而在更遠處，北地的一座鄉亭，有女童撫着泥闆，口中念着歪歪斜斜的《章句》音調；南海漁村裡，一位老妪在教孫女寫“學”字，一筆一畫，像在寫自己的前半生。

從宮廷到闾巷，從太學到邊疆，一場“文字之火”，由皇後點燃，悄然照亮了東漢的每一片夜色。

永元十五年，東郡清河縣西南的李家莊頭，一戶賣米為生的人家迎來一封來自京師的信函。

信上加蓋“文淵閣女學講署”官印，正中赫然寫着：“李少筠，錄為洛陽太學女子講員，授‘春秋三傳’之席，試講期三月。”

李家父母看着這一行字，沉默許久，老婦人突然抹淚：“她……她是真的讀出個官來啦？”

而此刻，李少筠正身着素青布衣，舟車未歇地趕往京師，懷中緊抱着一本她自抄的《永元章句》。那是她十五歲時，在集市邊撿得的一卷殘書，當時的紙張殘破、墨迹斑斓，她日日夜抄十遍，隻為辨清“義”與“仁”之異。

清河知縣本欲罰她“聚衆講章”，卻被馮岚親筆薦入東觀：“此女論春秋用法如利劍，不懼權經之鋒，是我等求之不得的‘講席之師’。”

初入太學那日，李少筠低眉入座，百餘雙眼注視她，其中既有不屑的貴族子弟，也有默然點頭的寒門同道。她未自卑，也不自傲，隻将一卷“《左傳》釋疑三十條”置于案上，開口如流。

她開篇便道：

“《春秋》者，經世之文也。其義微，其辭約，其事大；為士者，當據事直書；為女者，亦當知理辨章。”

有人嗤笑：“女子亦可講《春秋》？”

她不作言語，隻将案上一枚鄧綏贈與的“女史”青玉印端起，那是皇後欽賜的文印，象征着女子亦可秉筆、亦可傳道。

從那日起，太學旁的“绛雲講堂”座無虛席，李少筠每日授課三時，講完則回文淵閣校書、覆注、批講義，不知疲倦。數月後，連三公之子都低聲請教“經傳疑難”，尊稱她為“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