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此例證過于單薄，故而他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學校的圖書館、老館古籍部等地查閱，并曾讓自己的學生李爾玉協助他到網上去查找過，後來他總結梳理了一下，驚奇地發現：曆史上在壬辰年發生的重大事件，其實并不多，具有典型意義的，也隻有三件，似乎從某種意義上，印證了自己對“壬辰之運”的理解和诠釋。第一件，發生在公元前689年，這一年為壬辰年，中國曆史上發生了一件具有深遠影響的大事，即：卞和在經曆了向楚厲王和楚武王兩次獻玉失敗之後，終于在這一年成功地将玉璞獻給了剛剛繼位的楚文王芈熊赀，從而導緻了和氏璧的橫空出世，并為秦皇傳國玉玺的誕生創造了條件，對後世王朝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第二件，發生為公元512年（壬辰年），也就是梁天監十一年的5月12日，北魏轄地發生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7.5級特大地震，山崩地裂，死傷無數，是一次巨大的災難和國殇。由此，吳教授得到了一個較為肯定答案，即所謂的“壬辰之運”，從嚴格意義上講，完全契合了道教的陰陽理論，具有典型的兩面性，一面為“天下大樂”、“真君出世”之好運，另一面為災難降臨之厄運。

還有一件，也是發生在公元512年，在這一年的10月，發生了一件為世人所疏忽的大事，即梁武帝派司徒慧明，持敕書到浙江甯波，将逃離四年的陶弘景請回了茅山。表明上看，這是帝王與道士之間的尋常小事，但其背後卻牽涉到一件影響南梁國運的曆史事件，也就是深藏梁宮的秦皇傳國玉玺失蹤之事。他之所以作出如此大膽的推斷和聯想，很大程度上是緣于鎮江焦山博物院賈副研究員的那篇論文。

賈副研究員在其論文中，提出瘗鶴銘的碑文應為陶弘景所書，其依據的是茅山道觀的一處古井圍欄上的字體，因與瘗鶴銘碑文的字體具有高度一緻性，并且該口古井是陶弘景被迫返回茅山的第二年，也就是天監十三年開挖的。并且《瘗鶴銘》的碑文，開篇就是“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于朱方”，明顯突出“壬辰”和“甲午”這兩個重要的紀年。

更有，他發現《瘗鶴銘》摩崖石刻發生的時間又恰恰是在南朝，并且碑文上的内容，充斥着道家的思想和脈搏。而碑文中的 “鶴”，與道教所提倡的“和”，不僅是同音，并且兩者在内涵上具有高度一緻性，是一脈相承的，因為在道教的理論體系中，“和”就是天道，“鶴”則是天道的使者，玉是玉玺的實物形态，鶴則是玉玺的人格化，這時，他想起他的學生李爾玉的博士論文，其在答辯時稱，秦皇傳國玉玺是天道的托形立影之物，想到此，他内心大吃了一驚。其後，他又将《瘗鶴銘》的碑文與陶弘景所作的《胡笳曲》，進行了深刻的聯系、比對和剖析，在此驚人地發現，兩者之間似乎有着某種意義上的契合和互動，而這種互動，又極具現實蔓延與幻想交織之特征。這種托形寓意之方式，與《竹書紀年》中記載的“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的所謂“龜甲圖谶”，竟然是如此的驚人相似，前者以鶴代表天道的傳國玉玺，後者借龜來象征天命的《河圖洛書》，為此，他作出了一個決定，要親自前去茅山道觀，實地考察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