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那邊的情況則要複雜許多。據薛珅描述，他們招生組原本的正副組長是兩名任職于同一學院的教師，兩人在今年五月中旬被卷入了一起學術不端案件，目前仍處于調查階段，學校領導層要求招生辦暫停他們在浙江招生組的工作。這一通知來得相當突然，招生辦内部沒有任何應急預案和備用人選。優秀的生源質量使浙江省的高考招生一向是招生辦工作内容的重中之重，這兩位老師均出身于浙江省，已經連續多年帶隊北大浙江招生組，并且和省内的諸多重點中學都保持着良好的關系。無論讓誰來頂替他們的職位，即使擁有與之相媲美的工作能力，也無法具備如此富有針對性的實戰經驗，更不可能手握這樣大規模的優質學生資源。

合适的人選一個都難找，更不用說一次性缺了兩個，沒有老師願意接過這顆燙手的山芋。早上剛确定的新人選，晚上就可能借故推脫。這導緻北大的浙江招生組陷入了一段群龍無首的混亂時期，志願者缺乏管理，工作無人對接，諸多事宜被一拖再拖，其中就包括非常關鍵的一項——住宿。

六月末的杭州已然進入旅遊旺季，許多酒店早在四、五月份就提前接到了大量訂單，六到八月将不再整層對外開放預訂。在極少數幾家可以整層租下的酒店中，經過對檔次、交通、價格的草草考量，他們略顯倉促地選定了一家位于武林廣場的高端酒店。而那時距離招生組出發前往杭州隻剩下不到一周。

選項本就不多，時間又相當緊張，老師和學生們難免有考慮不周之處。在露宿街頭的噩夢險些成真之際，壓根沒人記得提前去打聽一下清華招生組今年住哪了。雖然對家陣地的位置所在并不能作為給自家根據地選址的決定性因素，但隻要還有選擇的餘地，清北的招生組就不會住得太近——難道在北京時還沒當夠斜對門的鄰居嗎？

而今年兩校在杭州繼續做鄰居這個大烏龍甚至還是被身為局外人的張濤發現的。薛珅在微信上朝他甩來即将下榻的酒店名稱和地址之後，他沉默了好一會兒都沒回複，手指在屏幕的鍵盤上無意識地敲敲點點。

已經盯着“對方正在輸入”幾個字足足三分鐘的薛珅發送了一個“？”。

張濤打字問道：“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你想先聽哪個？”

“好消息吧。”

“你們跟我們住隔壁。”

“壞消息呢？”

“你們跟清華也住隔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