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拉托腮倚靠在窗邊，看着護士們推着嬰兒車出來曬太陽。

一個個粉嘟嘟的肉團子，緊閉着眼睛，安靜極了。

年輕漂亮的納粹護士們大多沒有生育經驗，但可笑的是，她們和勒本斯伯恩中心的醫生一樣，他們的職責不僅是照顧這些孩子，還把負責把他們培養成納粹分子。

他們會等這些孩子長到一定年齡後，對他們進行鑒定，以确保他們足夠納粹德國化，而鑒定的結果将直接決定孩子是可以被收養還是送往死亡集中營。

比起溫柔奶媽這個角色，她們更像是蛇蠍美人。

勞拉的惆怅大過不安和恐懼。

雖然不清楚弗裡德裡希有什麼非要找到那個孩子的理由，但形勢所迫，勞拉還是比較害怕弗裡德裡希直接把她扔在這個鬼地方，然後讓她自生自滅。

勞拉不敢想象那種下場，既然弗裡德裡希看起來挺有能耐的樣子，她隻能寄希望于早點完成任務，那家夥能早點放她離開。

可這個時候DNA親子鑒定技術還沒發明。

1920年代依靠 “血液打字”，科學家依據血液中的抗原蛋白質将人類血液劃分為ABO血液分型系統，然而，由于來自血型的信息有限，難以準确判定生物關系，對于ABO血液檢測，排除被誤判被指控的父本或母本的能力僅有30％，因此對常規親子鑒定無效。

1930年代，也就是現在，新的技術“血清學檢測”被發明，利用血細胞表面可用于識别的特殊蛋白質，以解決質疑的生物關系。可惜同樣的，血清學檢測的排除能力也僅有40％，即單獨使用這種技術在親子鑒定方面無效。

而勒本斯伯恩中心關于孩子出生記錄的檔案都是絕對機密，并且在孩子的出生證明上可不會寫明他們父母是誰，但除了翻檔案之外，似乎沒有任何一種辦法更有可能找到那個孩子。

但勞拉沒有做好加入繁育研究計劃的心理準備，她現在的工作僅僅是給女孩們做做身體檢查，離這個臭名昭著的“生命之源計劃”核心還遠得很，她還能安慰自己沒成為納粹共犯。

而一旦真正加入這個計劃，心理承受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則是知道了那麼多秘密的她，估計永遠也離開不了勒本斯伯恩中心。

退一萬步再說，即便她最終沒有加入，她在這裡呆久一點，被瓦格納醫生弄死的風險就高一點。

“唉，走一步算一步吧。”勞拉歎了口氣。

育兒區和待産區是完全分開的，人員之間嚴格禁止相互流動。

她已經在二樓觀察了這些孩子們好幾天，在慕尼黑勒本斯伯恩中心今年約有八十多名嬰兒降生，但是一歲多的孩子要更多一些，作為“生命之源計劃”第一批降生的嬰兒，他們的母親大多數都是未婚先孕被直接收納進來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節省了某些環節。

勞拉看着這些金發碧眼的小天使，在護士的陪同下，嬉笑打鬧，快活得像幼兒園。

簡直不可思議。

在他們長大的過程中，一旦他們表現出任何缺陷、疾病甚至身份問題，他們現在全心全意依賴的護士和醫生們就會化身劊子手，毫不猶豫地扼住他們纖細稚嫩的脖頸，将他們送進集中營。

“他們真可愛，不是嗎？”一位名叫珍娜的助産士說。

她大約有三十出頭，生得非常美豔動人，區别于其他普通護士，她穿着黑色的女性黨衛隊制服，胸前别着一隻銀白色的飛鷹，卷發被精心打理過，這使她看起來不像是護士，而更像是交際花。

勞拉聽說這些漂亮的女性黨衛隊成員，有時候不僅承擔文員、護士、秘書等職責，她們大部分都和黨衛隊成員保持着相當不純潔的男女關系。

“唔是的。”勞拉直起身子對珍娜說。

珍娜撫摸着自己的腹部，帶着驕傲和笑容， “我的孩子也有三個月多了，這是我的第二個孩子。”

勞拉吃了一驚，她的腰身仍舊纖細得驚人。

“等它出生後，你會親自撫養它長大麼？”

出乎意料的，珍娜搖了搖頭： “這個孩子并不屬于我，說實話，我很高興能孕育它……我愛它，但它隻不過是通過我的身體降生到這個世界而已，我不應該和它産生過度的情感聯結，它将屬于帝國、忠于元首。”

“……”

她就知道，這些完全被納粹分子洗腦的人嘴裡是不可能有什麼正常話的。

“或許你還不能完全理解，”珍娜露出善意的笑容，她對勞拉說， “你來到這裡不久，等你參加了洗禮，你就能感受到我們現在所作的一切是多麼偉大的事情。”

勞拉連忙露出一個附和的笑容，在心裡瘋狂搖頭，不，我不能理解，也不想感受。

傍晚的最後一縷陽光照射在慕尼黑，這座巴伐利亞莊園的灰色麻雀在初冬時節仍舊生動活潑。

無論是在獵獵寒風中搖擺的納粹卍字旌旗和象征着黨衛隊的SS閃電旗幟，還是在這座灰白色的建築外擺滿了冬日不常見的鮮花，都昭示着這是不尋常的一天。

溫暖的室内和窗外飄零的白雪形成了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