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勒本斯波恩中心的消息閉塞程度遠超過勞拉的想象。

在1938年1月的一個清晨，她如往常一樣穿過一棟棟灰白色的小樓，在她盤算着今天的早餐吃什麼的時候，大廳裡的人群已經鬧哄哄地議論紛紛。

很多時候勞拉都覺得這裡的醫生護士像是某種缺乏人類感情的機器，幾乎沒有什麼事情能讓他們掀起太大的情緒波瀾。

蓋世太保舉起一份報紙，以嚴厲的語氣說道： “向諸位傳達元首的命令，從今天開始，禁止在國内讨論一切關于‘南京大屠殺’的事情。”

報紙被撕碎了扔在地上，碎紙片上隐約看出幾個大字“南京陷落，日軍施暴”。

這是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殺事件。

作為一個美國人，勞拉對這件殘酷的曆史事件的印象在于：在美國課堂上，當教授說起納粹德國在集中營屠殺了多少猶太人，幾乎整個班級的人都感到十分憤慨悲痛，但當教授提起日本人在這座名為南京的中國城市犯下的種種滔天罪行時，除了幾個中國同學以外，大部分人都是不知所雲、以至于無所謂。

或許并不是人類的悲歡各不相通，隻是因為立場不同，緬懷也分了情況。

在二戰爆發前，其實，德日意法西斯聯盟三隻豺狼虎豹并沒有多深的“友誼”。

據傳言，在1937年7月日本發動侵華戰争之初，納粹德國為了自身難以詳說的利益，其實是不太支持的。

但在該事件上，希特勒可謂是一反常态。

擔任德國西門子南京分公司經理的約翰·拉貝是個純正的德國人，他在大屠殺發生時，曾多次寫信給希特勒，希望希特勒能阻止日本的暴行。

拉貝曾經對希特勒充滿了幻想， “元首不會丢下我不管的！”

但是，冷血的希特勒對此感到無動于衷，還下令禁止德國人民讨論南京大屠殺的事情。

希特勒的原話是這樣的： “因為日本人會和英美作對，所以我喜歡他們。”

從這一天開始，在勞拉看來，隻不過是在德國人已經麻木不仁的生活裡又增加了一條規定“禁止非議政事”。

當然，除了不能随便說話以外，在勒本斯波恩中心工作的幾個月不能說是毫無收獲。

除了極大地豐富了勞拉關于婦産科和兒科的知識以外，在弗裡德裡希交給她的任務上終于有了一點進展。

勞拉先是用最笨的辦法，根據那孩子的年紀，大概推測了一下它的出生時間，好在在這點上弗裡德裡希是靠譜的，他竟然給了一個那孩子的母親孕檢時大概的預産期。

“我現在可真的要懷疑那孩子是你的了。”勞拉說。

弗裡德裡希已經懶得争辯了，最後隻是朝她翻了個白眼。

勞拉還是忍不住問道： “我說，你究竟要對這個孩子做什麼?”

“我能對一個孩子做什麼，”弗裡德裡希不滿地看着她， “我看起來有那麼無恥嗎?”

“你的下限看起來比輪胎都低。”

“……”

比起嬰兒父本和母本的絕密信息，他們的出生證明好搞到多了。

年初需要把去年出生的嬰兒的相關信息都收集整理好，把醫生給他們寫的出生證明，關于他們從出生到一歲期間的具體信息，如身高體重、健康狀況、護理記錄和患病診斷以及雅利安人種認定級别等等文件，進行二次整理核對，最後再統一送到指定的地方儲存起來。

勞拉用了一點小伎倆，讓這個送資料的差事落到她的頭上。

“把資料給我吧。”

坐在書桌後戴着眼鏡的女職員說道。

勞拉僵硬了一會兒。

這時，一陣叩門聲響起，在門口看守的士兵對女職員說， “有人找你。”

“我可以的，”勞拉連忙露出個笑容來， “我很快的。”

感謝德國人的嚴謹，在孩子出生這件事上，他們的出生證明甚至是按年、按月用不同顔色标記擺放好的。

“噢我的老天，”勞拉來了個平地摔，一屁股坐在資料櫃前的地上，誇張地說， “瞧我這笨手笨腳的樣子，不小心把資料掉在地上了。”

勞拉一邊說，一邊把手裡的證明弄亂全扔在地上。

士兵聞言走過來看了她一眼，看到勞拉陌生的面孔，随即露出了然的神情。

“新來的?”

“噢是的。”勞拉半躺在地上說。

士兵便不再說什麼，走開了。

勞拉急忙爬起來，一邊裝作收拾東西的樣子把東西翻得嘩嘩作響，一邊用目光掃視櫃子裡的資料。不是這個，不是這個， “找到了。”

“上帝保佑。”勞拉喃喃。

勞拉找到1936年1月出生的孩子的名單，不多，隻有四個，她松了一口氣，保險起見，她把1935年12月和1936年2月出生的孩子名單也記了下來，一共二十三個。

整個過程極其驚心動魄，勞拉第一回這麼做賊，心跳得快要從嗓子眼跳出來了。

就在這時，一份名為申請登記表的文件夾引起了勞拉的注意。

她好奇心起來，鬼使神差地伸手打開了文件夾，這是一摞作廢的申請表，封皮蓋了黨衛隊人種與移居部的章印。

這原本沒什麼的，但驚悚的是，勞拉在這摞申請表裡看見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