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胡子意猶未盡地講：

“再一個，元曲的韻腳稠密，甚至有的句句都押韻。其實，說白了，也就類似現在的順口溜。而宋詞卻不同，因為是嚴格的格律體，斷句，必然有平仄變換，絕對不會出現句句押韻的格式。

另有一個重要區别，就是宋詞格式雖然有變體，但在每個體式中，限定都是死的，字數不能改變的；元曲卻不同，可以随便地加上很多襯字、虛字，讓句式拉長，更符合演唱。也就是說，唱的時候，怎麼舒服怎麼來。

演唱的内容，就更具有時代特征了。

因為，全是大白話，很少用典。元曲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懂，看戲的老百姓文化程度都不高，而蒙古統治者也是文化素質不高的一群人。寫得高深了，别人看不懂，看不懂就沒人打賞。

所以，元曲實際上是市場倒逼的産物。

更有意思的是，元曲不但文字淺白，内容也必須直白。

而這種文字和内容都淺白，加上高層對意識形态沒有監管意識，也可以說，我們蒙古人心胸本就寬廣，對于漢人的辱罵，根本不在意。

于是乎，就導緻元曲，呈現出一種既俗氣又潑辣的特色。這就讓編曲的唱戲的，什麼都敢說，什麼也敢唱。

比如，有的歌姬唱的《醉太平.堂堂大元》：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這就是指着統治者鼻子在罵了，元劇散曲的潑辣勁可見一斑。

除了這種批判社會的作品，更多的是流俗，類似于前些年的東北二人轉，在社會底層演出，打着‘色’的擦邊球。

其實，那時候的歌姬可不簡單，她們的演唱大都是‘現挂’，類似于台灣的機智歌王---張帝。

比方，明朝戲曲家馮夢龍記載過元朝京城名妓王巧兒的一次演出----

下邊聽曲的男子為難台上的王巧兒：‘巧兒呀，昨天晚上，我一夜未眠……”

王巧兒裝作不知地問道：‘為什麼呀！”

那人又說：‘有一對貓兒，哎呀，吱哇亂叫了一晚上……’

巧兒更加神奇地歪着腦袋問：‘為什麼呀！’

那人佯作生氣地說:‘你十萬個為什麼！？我就是問你，它倆為什麼叫？！’

這一題，看起來簡單，其實非常地難，難就難在----它的答案是任何女子都講不出口的！

王巧兒想了一會兒，随即不緊不慢地唱道：

[歌曲]‘繡房中忽聽得貓兒叫。高一聲，低一聲，（叫上）幾百遭（幾百遭）。一個是不肯，一個是非得要！’

觀衆也是----看熱鬧的不嫌事兒大；耍笑起女人來，總覺得話不夠騷！于是乎，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語地不停地追問：

‘那個為何不肯？！’

‘關鍵是，另一個為什麼非得要！？’

司鼓也好像替着巧兒着急，小鼓是敲打得飛快，可就是不見巧兒出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