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世界能像地圖一樣扁平，那麼出生地就是原點，人用足迹畫出一條又一條曲折的線，連起來就是人生。

我一直覺得奇怪，廣河這麼小的地方，人口流失嚴重，它又老、又舊、又破，可我依然嫌它吵鬧，有時我會思考我人生的理想職業是什麼，思來想去我想做個護林員，去大興安嶺，去那片豐饒而無言的土地，過與世無争的生活。

我們刻意挑了下午的車次，這樣到了廣河已經是晚上，不知道為什麼，入夜總讓人更安心，我笑着跟紀樂調侃，可能上輩子是什麼蝙蝠之類的夜行動物，他不予置評，聳了聳肩像個小孩子般一路看着車窗外綠油油的苞米田，越往南，苞米田變成了葡萄架和蘋果樹，一根根灰白色的柱子紮在土裡，果樹像是兩隻掌根相貼張開的手，從他的眼睛裡我看得出他似乎想要變成一隻鳥，飛躍崇山峻嶺，飛過廣袤無垠的大地。

“區雲”跟我說過，他有時覺得他自己好像被關在了一間玻璃房裡，看得到、聽得到，卻感受不到，哪怕是外人對他的惡意與壞情緒，他都像是在看别人的表演，當然，他還沒嘗過人間的甜頭，所以他會用東西傷害自己，提醒他自己不是一條住在魚缸裡的金魚，“區雲”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偶爾會覺得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氣，做什麼都很亢奮，有時又覺得一切都很糟糕，隻想睡死過去。

等快要到廣河時，車窗外漆黑一片，什麼都看不清，他無聊摳起了手指，無視了前座大叔震天響的呼噜聲，以及身側打電話大姐的大嗓門。

客車駛入廣河界，藍底路牌一晃而過，最後一站客車上的人已經沒剩下幾個，借着幽暗的燈光向窗外看去，很奇怪，這麼晚了，應該不會再有别的車次，可客運站的門口分明如疏星般站着幾個男人，還停了幾輛轎車。

“我覺得是警察。”我微微擡起屁股，忍不住将目光投向車外，如何也是躲不過的，這我心知肚明，紀樂的書包丢在那家旅店，隻要警察一翻就能找到學校和班級，我倆都是逃不過五指山的猴子，更何況我猜在清嶺時警察就查清了我倆的去向，才會這麼準時等在客運站門口。

不過沒關系，反正也已經見到了鄭迪，既然警察都發了公告說兇手已經落網，最多就是被叫去詢問一下為什麼跑，總不至于認為我倆是什麼從犯，想到這兒我不安的心平複了些許。

大客車拐了個大彎一頭拱進客運站的大院兒裡，車上的人像是坐在一艘小船上，随着海浪一起搖擺，我抓緊了前座靠背後頭的塑料扶手，預想着一會兒下了車或許就會有人把我們團團圍住，然後帶回派出所詢問，不過這不是我第一次去派出所。

幾年前王學儒的傻兒子在樓底下玩兒差一點跑丢了，好巧不巧學校要戶口本，那天我去找王學儒拿，到了他家才發現家裡頭沒有人，照理說應該是傻兒子的姥姥在家帶孩子，可那天偏偏爺孫倆都不見了蹤影。

當天下了大雪，我在小區裡找了一圈兒，直到在小區裡的棋牌室看見了傻兒子的姥姥正在打麻将，一件大紅色的毛衣，一頭紫紅色的短卷發，塗着正紅色的口紅，想不注意都不行。

他姥姥說王學儒要下午六點半才能到家，她沒事做帶着外孫出來打麻将，她很看不起我，我能從她鄙夷的眼神中讀懂她的意思，在她看來我就像是一隻撿垃圾的流浪狗，因為我曾親耳聽見她說王學儒的财産都隻能是王啟的，因為王啟是兒子，我是女兒，是我媽的肚子不争氣，生女兒這輩子就隻能是吃苦受累的命。

我最開始很生氣，可後來越想越不明白，她生的難道不是女兒嗎？她還生了兩個，如果她認同她她自己的話，那豈不是要吃兩倍的苦？受兩倍的累？想到這兒我忽然覺得她有點兒滑稽。

不大的棋牌室裡放了四張麻将桌，每張桌子旁的人數都剛剛好，幾個小孩拿着小汽車坐在沙發上玩兒，滿地的煙頭和煙灰，二手煙彌漫在這狹小的空間裡，我被嗆得屏住了呼吸，可那幾個孩子卻像是早已經習慣了，一袋蝦條打開包裝幾個人一邊兒吃一邊兒玩，唯獨沒瞧見王學儒兒子的身影。

他兒子叫王啟，啟明星的啟，出生的時候胎盤老化加臍帶繞頸，打了催生但并沒什麼效果，最終還是因為缺氧損害了運動神經和語言神經，我最開始常常把我倆的名字放在一起念，他是啟明星，而我是秋天的野草，念得多了就越來越讨厭他的名字，也讨厭他，直到我再也無法接受這兩個名字出現在同一個場合。

我問她王啟呢？她頭都不擡指了指沙發。

那天，一個走路搖搖晃晃、說話都說不明白的腦癱兒因為家長沉迷打牌而走丢在下着雪的寒冬裡。

她從塑料凳子上跌下去，兩條腿像是括号的左右兩邊兒，又哭又鬧，不停拍打着大腿，嚎叫聲像是被抄了家，高跟棉皮鞋蹬着瓷磚翹起的縫隙“咚咚”響，我看着就煩。

我走到麻将室的櫃台前拿起座機報了警，然後又獨自冒着風雪在小區周圍尋找，我想不會有哪個人販子會拐一個打眼一看就不正常的孩子，在同齡人都去幼兒園的年紀，他還管不住流個不停的口水，比樓下八十歲腦血栓的馮大爺還慢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