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上(漢武帝)即位後，招納羅緻通儒學的人才，命他們共同制定禮儀制度，搞了十餘年，不能成功。

有人說：古時天下太平，萬民和樂歡喜，感應上天，降下各種祥瑞征兆，才能夠采擇風俗，制定制度。如今不具備這些條件。

皇帝向禦史下诏書道：“曆朝受天命而為王，雖然各有其興盛的原因，卻是殊途而同歸，即因民心而起，随民俗确定制度。如今議者都厚古而薄今，百姓還有何指望？漢朝也是一家帝王，典法制度不能流傳，如何對後世子孫解釋？治化隆盛的對後世影響也自博大闳深，治化淺的影響就偏窄狹小，怎可不自勉勵！”

于是，以“太初”為元年改定曆法，變易服色，封祭泰山，制定宗廟、百官禮儀，作為不變的制度，流傳後世。

禮是由人産生的。人生來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滿足就會産生憤怒，憤怒沒有節制就會引發争鬥，争鬥就會導緻混亂。

先王厭惡這種混亂，因此制定禮義來調節人的欲望，滿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至于無限膨脹，物質不至于被欲望耗盡，兩者相互制約而共同發展，這就是禮的起源。

因此，禮是用來調節欲望的。

稻粱五味是用來滿足口腹之欲的；椒蘭芬茝是用來滿足嗅覺的；鐘鼓管弦是用來滿足聽覺的；刻镂文章是用來滿足視覺的；疏房床笫幾席是用來滿足身體的舒适需求的。

因此，禮是用來調節欲望的。

君子既得到了欲望的調節，又注重禮的分别。所謂的分别，就是貴賤有等級，長幼有差别，貧富輕重都有相應的規定。

因此，天子乘坐大路車，鋪着蒲草席，用來調節身體；車上放着香草，用來調節嗅覺；車前有錯彩的車衡，用來調節視覺；和鸾的聲音，步伐中合《武》《象》的節奏，疾馳中合《韶》《濩》的旋律，用來調節聽覺；龍旗上有九條飄帶，用來調節信義；車上畫着卧虎和持虎的圖案，用來調節威嚴。

因此，大路車的馬必須馴服順從，然後才能乘坐，用來調節安全。誰能知道，為了節操而犧牲生命是為了養生呢？誰能知道，節省費用是為了積累财富呢？誰能知道，恭敬辭讓是為了調節安甯呢？誰能知道，禮義文理是為了調節情感呢？

如果人隻看到生存，那麼他必然會走向死亡；如果人隻看到利益，那麼他必然會招緻禍害；如果人安于怠惰，那麼他必然會陷入危險；如果人放縱情感，那麼他必然會走向毀滅。因此，聖人用禮義來統一人們的行為，就能兩全其美；如果用情性來統一人們的行為，就會兩敗俱傷。

因此，儒家使人兩全其美，墨家使人兩敗俱傷。

這就是儒墨的區别。

人若一意苟且求生，如此必死；一意苟且圖利，如此必受害；安于懈怠、懶惰的必危，固執情性的必亡。

因此，聖人一概處之以禮義，就能獲生避死、近利遠害、居安離危，事事得兩全其美了。反之，若一概任情盡性，就會兩者齊失。

而儒者的學說使人兩全其美，墨家學說使人兩皆有失，這是儒墨兩家的分别。

禮是治世辨惑的極點，強國固家的根本，威力施行的基本方法，事功名位的總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