壺遂（上大夫）問道："昔日孔子為何要著作《春秋》呢？"

司馬遷回答道："我曾聽董仲舒先生說過：'周朝禮制衰敗時，孔子擔任魯國司法官（司寇），諸侯忌憚他，權貴排擠他。孔子自知主張不被采納，理想難以實現，便通過評判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曆史事件（指《春秋》記載的魯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為天下确立準則——貶斥僭越的天子，斥退作亂的諸侯，聲讨專權的大夫，以此闡明真正的王道。'

孔子曾說：'與其空談道理，不如将是非善惡融入具體史實中更為深刻鮮明。'

《春秋》這部經典，上溯闡明三皇五帝的治國之道，下至辨明人間倫理綱常，消除疑惑，明斷是非，決斷遲疑，褒揚善行，貶斥惡舉，尊崇賢能，鄙視小人，保存瀕危的邦國，延續斷絕的世系，修補政治弊端，複興廢棄的禮制，堪稱王道的最高典範。

《易經》闡述天地陰陽四季五行的規律，因此擅長揭示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