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麻怪和鄧大刀的話讓劉今钰想起十月正是官府開始征收秋糧的日子。

官府征稅之事，說簡單也簡單。

不過知縣催戶書，戶書催甲首，甲首催花戶，一層層将征稅命令傳達下去，一層層将稅糧收上來。

說複雜也萬分複雜。

一來征繳科目繁多，又有攤派雜役，非是本縣戶房老吏根本弄不清楚。

二來稅基不清，各縣魚鱗圖和黃冊基本沒有用，征稅得看實征冊。

實征冊在官府手裡還好，但許多地方田地數目掌握在戶書等胥吏手中，成了私冊，縱是知縣，也隻能仰仗他們收稅。

三來催繳人員混雜，簡單點的，由戶房書辦分别負責一兩個都裡催繳；複雜些的，戶書則隻負責造冊，另外有櫃頭在縣衙前設櫃征繳稅糧。

裡甲層面亦是如此，有裡長、裡催等協助征繳的，也有裡書、冊書等造冊人員兼顧催繳的。

一縣之中催繳稅糧的有上百甚至上千人，這些職位基本被鄉紳地主子弟乃至青皮無賴霸占。

他們往往絞盡腦汁刻剝百姓，并向上級分潤，以确保自身職位不丢甚至能夠“世襲”下去，由此成為腐蝕大明的貪污體系最堅實的基礎。

以邵陽縣來說，每年征繳稅糧時會在縣衙設櫃，各裡應裡甲役的那一甲負責催繳。

該甲中在縣裡守櫃的稱作“收頭”，在鄉裡向其他九甲催繳的稱作“催趱”。

按理說，裡屬各甲應輪流催繳，但實際上收頭、催趲早已固定，所謂的輪流隻落實在縣衙那幾張不值錢的紙上。

眼見劉今钰的臉色越來越難看，劉麻怪忙提醒道，“蔣家是溫和尚賢兩裡的大族，人丁興旺，人口近一千。

“族中有生員，還有位去年剛中的貢生，那位貢生老爺對本土的事蠻清楚，又樂善好施，為人公正，在鄉裡德高望重，常有鄉民找他裁決糾紛。”

劉今钰點頭表示了解。

她還沒去想蔣家的事，此時她腦袋裡隻有“民生多艱”四個字。

唐景寬給她介紹過邵陽征繳稅糧的情況。

自嘉靖年邵陽縣開始實行一條鞭法後，本色即米麥布絹茶等實物征收得越發少，到今天基本都折色為白銀征收。

農戶繳稅，必須先将出産換成白銀，但奸商卻常與鄉紳地主以及官僚勾結，秋收後糧食收購價基本會大跌。

官方一石谷折銀三錢，實際上能賣二錢五分已是好行情。

近年災害愈來愈多，糧食收購價反而走低，能賣到二錢已經不錯。

一石谷的價值就此縮水三分之一。

如果考慮因災害而上揚的糧價，農戶的損失則遠遠不止這個數。

對農戶的剝削還不止收糧一事。

稅吏收稅銀時，經常将九成色的白銀說成七成甚至六成，以此多征稅銀收入自己囊中。

經此一遭，農民又要多交近百分之三十的稅銀。

邵陽縣在冊田地不記王莊為三十七萬五千九百零七畝，全年稅糧本色和折色皆以白銀計價，除宗室所需後為一萬九千三百零四兩。

也就是說平均每畝征稅約五分一厘四毫，考慮稅吏貪污情況，則至少要交六分六厘七毫銀子。

以市價一石谷二錢銀子算，需賣谷三鬥三升三合五勺。

若按官價，稅吏也不貪污，農民則隻需賣谷一鬥七升一合。

農民稅負即便是這麼保守的估計，都加重近一倍。

邵陽縣中田畝産兩石谷。也即“理想剝削情況”下，每畝稅後剩一石六鬥六升六合五勺，再減去每畝種糧，則每畝約剩一石四鬥六升六合五勺。

按“一石谷半石米”粗略計算，可得糙米約七鬥三升三合三勺。

這裡的石是容積單位，約為現代1.02252公石，稻谷與糙米的密度不同，故而一石谷跟一石米的重量并不相等。

一石谷約為明代一百斤，現代120斤；一石糙米約為明代一百二十斤，現代144斤。

所以七鬥三升三合三勺糙米可大概折算為明代八十八斤，現代105.6斤。

老幼青壯所需糧食簡單平均下，在缺乏蔬菜肉類補充的明代，一個人日均糧食怎麼也得1斤，則一個人得有三畝五分田才能勉強糊口。

邵陽縣在冊人口八萬四千零十五人，簡單計算下，人均田地接近四畝半，也即人均隻有一畝地的稅後出産，八十八斤糙米能拿出來用于消費和應急。

八十八斤糙米，按本地市價一石米八錢銀子計算，不到五錢九分銀子。

但八錢一石米是糧商的賣出價，實際糧商給農民的收購價甚至能被壓到五錢。

即便不考慮隐沒人口——因為也存在大量隐田，當然絕大部分隐田也不可能在自耕農手中——但隻要清楚田地大量集中在鄉紳地主及岷藩宗室手中的事實，就知道人均田地隻會低于四畝半甚至三畝半這個數。

這已是大大低估鄉紳、商人和官吏對百姓的“剝削強度”的情況下做出的預估。

鄉紳飛灑詭寄，官吏苛捐雜稅……可以說，邵陽縣處于總體饑餓的狀态，百姓勉強糊口，稍有意外或災禍，便隻有死亡等着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