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太宗怒斥，“山東士族世代衰微，全無官宦人物，販鬻婚姻，是無禮也；依托富貴，是無恥也。（《 唐會要 ·卷三十六》）”

随後，太宗命高士廉等人重修《氏族志》，這次以皇族李氏為首，外戚次之，博陵崔氏（崔民幹）被列為第三等。

《氏族志》隻是觸動了以往的門第等差傳統，隻考慮當朝做官情況，不考慮曆代做官情況，所以它并不否認門閥觀念，隻是側重于扶持新統治集團所在階級，也就是關隴士族，同時也使部分出身庶族地主的李唐新貴獲得士族身份。

李治即位後，由于關隴集團對其的掣肘，出于打擊權臣、鞏固君權、提拔心腹的需要，在廢王立武這一取得朝堂主動權的标志性事件後，改修《氏族志》便也成了順理成章的。

顯慶四年新修成的《姓氏錄》以當朝品味為等第标準，比《氏族志》落實得更徹底，當朝無官至的舊士族全部被排除在外，而以軍功入五品的兵卒卻位列其中。

而這讓很多妄圖通過《姓氏錄》重彰舊日光輝的落末士族很是失望。他們以為李治重修《姓氏錄》隻是針對關隴士族，仍然會和《氏族志》一樣遵守門閥觀念。沒想到《姓氏錄》不僅從293姓削減為235姓，還完全以官品排列，一些落末士族直接被排除在外。

更讓這些士族出身的缙紳士大夫感到不滿的是，他們向來看不起的武夫兵卒竟然被列入其中。如果隻是皇後四家被列為一等，他們也就忍了，畢竟《氏族志》裡也是李唐王室和外戚位列一二等，但是現在讓一群當兵的排在他們頭上，那就完全忍不了了。

于是，這些缙紳士大夫嘩然憤慨，紛紛表示不被選入《姓氏錄》最好，選進去才是丢人。他們還将《姓氏錄》譏諷為“勳格”，可以理解為沒什麼文化底蘊的暴發戶。

然而無論這些缙紳士大夫如何譏諷，甚至用文字大書特書，李義府還是上奏李治，收回并焚毀了過去派發全國的《氏族志》，轉而将《姓氏錄》通行全國。

對此，這些缙紳士大夫表示，哎……佞臣！哎……妖後！

反正第一等姓氏中有武皇後，主要參修者李義府、許敬宗等人也是當初支持廢王立武的意見領袖，不敢大聲辱罵李治，蛐蛐他們這些人也算是聊以慰藉了。

勝利者哪裡會在乎失敗者的無能狂怒，盡管《姓氏錄》仍然無法徹底改變“五姓七望”的門閥觀念，但是武皇後的聲名卻随着《姓氏錄》發行全國而得以彰顯，别管好的壞的，反正是為人所知了。

武皇後也切實從中意識到了，聲望對于個人乃至家族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