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伊萬諾維奇·布拉金斯基回來了，他住在莫斯科的寓所裡，雖然獨自一人，但卻依舊風度翩翩。為他提供洗衣服務的女工作人員說，這位講究的老軍官總是衣着整潔，他不抽煙，不飲酒，會在下午時分泡一杯茶，看一本書，晚上的時候會去劇院看一場歌劇。他們偶爾相遇的時候，他會從花瓶裡選一枝花送給她。

“一位老紳士。”她對她的女伴贊歎道。

“時光還在流動，沒有靜止，不是麼？”伊萬把那張照片放到了相框裡，他對相片說，“看到頭條了麼？勃列日涅夫總書記的葬禮上，ZG人終于來了。”

從1960年等到1982年，中蘇間的關系冰凍了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是一個人的整個青春，然而這對于國家來說卻不算太長。

我的心髒還跳動着，伊萬按着自己的胸口對自己說，他知道自己的行李就放在櫃子裡，因為他每時每刻都在等待着出發。而現在，時間終于到了，ZG，那個讓他魂牽夢萦的地方，他必須要再去，他不能留下任何遺憾。

1985年，伊萬終于辦好了所有手續，這次他不再是文協的書記，他更像是一個普通遊客，準備到ZG遊覽。随着行程的推進，伊萬感到自己似乎又将要年輕一次，他關上那本永不褪色的筆記本，把它和ZG來的書信疊放在一起。

“布拉金斯基同志，您的臉色看起來很不好。”提供洗衣服務的女工作人員關懷地看着他，“你還好麼？”

“謝謝，沒什麼，我吃片藥就好。”伊萬從他的藥盒裡拿出一片藥片吞了下去。

女工作人員點點頭，畢竟他已經七十歲了，他看起來比大多數老人還是要健康得多。

女工作人員幫他把衣服疊好，關上門走了出去，快要下樓的時候，她好像聽到了一聲呻吟，但她不确定。是布拉金斯基老人麼？她伏在門邊聽了聽，再沒有動靜，她本來要離開，但是責任心和同情感還是讓她重新打開了門！

“天呐！您怎麼了？”她看到老人跌坐在地上，臉色鐵青。

“彈片！”伊萬指了指他的腹部，“我想是那片彈片。”

“我去叫救護車！”女工作人員驚慌失措地跑了。

救護車，醫院，然後他見到了他久未謀面的家人。

“這是那場爆炸留下的彈片，野戰醫院的手術能力有限，還有幾片殘存在他的身體裡面。”醫生拿着x光片給他看，“您最近太疲勞了，彈片的位置有移動，引發了炎症。”

安娅的兒子來了，他現在早已結婚成家了：“舅舅！您不能去ZG，您這樣怎麼去ZG啊？”

“您還想去ZG？”醫生把片子放到一旁，“除非做手術，要不然您哪裡都去不了。”

“那好的，我接受手術。”伊萬平靜地說。

“您已經七十歲了！老人家！對您來說最好的治療方式是靜養！”醫生以為自己聽錯了，“恕我直言，很多老人直接死在了手術台上。”

“别告訴你媽媽，她會擔心的，”伊萬對他的侄兒說，“照顧好她，我必須接受手術，我甯可死在手術台上。”

“好吧，醫生，我作為家屬同意他的選擇，隻是舅舅，我認為你一直在一意孤行，從未考慮過家人的感受，從未考慮過我媽媽的感受。”

“親愛的，謝謝你。”伊萬垂下了頭，他不忍看到他的淚水。

手術一共經曆了六個小時，當他從昏迷中醒過來的時候，他的主刀醫生走過來和他問候：“您真是一個奇迹！您的心髒一直有力地跳動着，像個年輕人一樣！”

“是的，我的心從未衰老過。”

伊萬看着醫院的窗外，綠色的植物正煥發着活力，我就是這樣地活着啊！王耀！我不能再等了！我們都已經太老了，再等下去，我可能真的見不到你了！

南京！我回來了！南京！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第一個踏上南京的SL人，南京的變化很大，就連南京檔案館都變樣了。

“我約見了這位同志。”他拿出一張紙條，上面是瞿研究員的名字。

接待他的人不懂俄語，但他顯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做出了一個稍等的手勢。大概過了十分鐘，一個ZG女人從後面走了出來，她用俄語對他說：“您好，布拉金斯基書記，很久不見了。”

“您是？”

“瞿怡舟。”

伊萬已經難從這個中年女人的臉上找到當年那個小姑娘的影子了。瞿怡舟連聲音都變了，她很瘦，穿着一件蠟染的罩衫，看不出是哪個年代：“您請進來吧。”

安排伊萬坐下後，瞿怡舟到房間裡搬出一個大包：“這是我父親在十年間所查的資料，這是您寫的信，這是他的筆記，這是沒能寄出的信。我們幾乎翻遍了全國所有的資料，布拉金斯基書記，最後我們不得不查看了1913年左右出生的所有叫做王耀的人，很抱歉，我們沒有找到他。我們也想過，他會不會有化名，因為ZG人會有字或者号，參加革命改名的情況同樣普遍，很遺憾，我們沒能找到。南京近郊的所有老宅，我們都盡力去訪查了，很可惜，這座多災多難的城市沒能給我們滿意的答案，對不起，布拉金斯基書記，對不起。”

伊萬呆呆地翻看着瞿研究員的筆記，他看到他從未放棄過：“為何到1971年就斷了。”

“我父親死了，那是□□。”瞿怡舟艱難地平複了情緒，“他最後的時候給我寫了一封信，兩年後才到我手上，他把這一切轉交給了我，這一本是我的筆記。王耀，”瞿怡舟搖了搖頭，“這個名字就像刻進了我的生命裡，有時候會抱怨，會恨，真的會恨。”

伊萬擡起手，擦掉了她臉上的眼淚。

“抱歉，這不是你的錯，”中年的瞿怡舟擡起頭，看着那雙紫色的眼睛，“我可以問一句麼？你為何如此想要找到他？”

“……”

伊萬無言以對。

傍晚時分，他沮喪地走出檔案館，他回憶着瞿怡舟對他說的話：去DG，找找看他有沒有别名，如果有他父親的名字，那麼還有可能找到他。

他站在檔案館的大門口，久久沒有離去，他看着面前走過的人，他辨認着那些老人，突然感到一絲悲涼——如今，即便他們真的相遇，他們可能也沒法認出彼此了吧？

路人有點驚訝地看着一位外國老人，站在街邊無助地流淚，但被壓抑了多年的他們仍舊保持着緘默的姿态。直到瞿怡舟走過來，摟住了他的肩膀，他們就這樣相擁着，默默地流着淚。

回到莫斯科，他依舊在和瞿怡舟保持着通信，就好像這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這種通信持續了整整五年。

最新的一封信裡，瞿怡舟闡述了她的新觀點，她認為他們必須要為這樣的生活畫上一個句号，既然DG已經在1990年合并，變成了一個正常的國家，那麼他們應該一同前往DG。如果這個線索仍舊中斷，那麼就結束吧。

伊萬明白她的意思：已經是1990年了，自己已經七十五歲了，比他年長兩歲的王耀，即便被他找到，很有可能也已經不在了。

伊萬頗費周折地找到了安德烈多年前介紹給他的那位朋友，這位朋友也已經垂垂老矣，他幾乎忘了伊萬，幾乎忘了這麼長久的一個承諾。已經身居高位的他可能不用再去償還一個名叫“安德烈”的朋友的恩情，但他被伊萬打動了：“我派人送你去DG，還有您的ZG朋友。”

他和瞿怡舟踏上斯圖加特的土地的時候，天氣已經深秋，這是他第二次來DG，第一次是他和他的裝甲部隊攻入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