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臘戍——遠征軍指揮部會議室

會議室内，燈光微微晃動，牆上挂着緬甸作戰地圖，長桌中央擺放着各種情報文件，戰況沙盤已經推演數次。房間裡聚集着遠征軍的最高指揮官們，杜聿明少将坐在正中央，左側是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右側是新任英緬總司令亞曆山大及其參謀胡敦。

英國人神色凝重，态度卻較為緩和。仰光已失，英軍在緬甸南部已無險可守，急需中方介入穩定戰線。遠征軍雖已入緬，但補給線尚未穩固，貿然推進風險極大。三方都明白，這場會議的關鍵不在于是否要戰，而在于如何打、如何協調、如何确保戰線穩定。

史迪威率先開口，語調低沉但堅定：“日軍的戰役軸心明顯指向緬甸中部，他們的目标不會止步于仰光，而是控制整條伊洛瓦底江防線（Irrawaddy Line），最終直逼印度阿薩姆邦，切斷滇緬公路。這不僅是對中國戰局的威脅，更是對整個東南亞戰場的威脅。”

杜聿明微微颔首，指着地圖上的紅色箭頭标注處：“日軍第十五軍已經完成戰略展開，現階段的兵力主力是第五十五師團，該師團正沿着仰光—曼德勒軸線快速北進，此外，第十八師團也可能從側翼配合進攻。英軍戰線已完全崩潰，我們必須迅速建立防禦工事，阻止其繼續推進。”

亞曆山大低頭看着情報，緩緩說道：“英軍現階段的防禦重心集中在同古（Toungoo）一線，但兵力不足，第17印度師損失慘重，無法形成有效戰鬥力。如果不能盡快構築新的防線，緬甸将徹底丢失。”

“所以我們的目标很清楚——必須以同古為核心建立防禦體系，随後伺機反攻。”史迪威用手指在地圖上重重一點，目光掃過衆人。

杜聿明接過話：“既然決定了以同古為核心，那麼問題就變成了如何守、如何攻、如何确保後勤。”

英軍參謀胡敦在筆記本上劃了一筆，擡頭道：“我們建議在同古—東籲一線采取梯次防禦（Defense-in-Depth），構築多層防線，以拖慢日軍推進速度，為遠征軍主力争取時間。”

杜聿明點頭：“梯次防禦的核心在于兵力編組和火力配置，日軍最擅長利用快速穿插突破，我們不能将主力壓在第一道防線上，否則很容易被各個擊破。我建議以新22師作為第一道防線，堅守同古，構築縱深戰鬥陣地（Defense Zone），主力布置在城北15公裡處，以防止遭受合圍。”

史迪威同意道：“我完全支持這個思路，我們不能孤注一擲，把所有兵力集中在同古城區，否則一旦失守，我們将沒有回旋餘地。”

亞曆山大用筆在地圖上畫了一道紅線，補充道：“東籲至同古之間的公路沿線，我們可以動員部分工兵構築野戰工事（Field Fortifications），在主要路口、河流交彙點設立戰術節點（Key Tactical Points），部署輕型火炮和反坦克炮。”

杜聿明轉頭看向英軍：“英軍能夠提供多少火力支援？”

胡敦翻閱手頭文件，說道：“我們目前在同古附近尚存若幹25磅榴彈炮（QF 25-pounder），但炮彈儲備有限。此外，重型反坦克火力嚴重不足，隻有兩門6磅反坦克炮（QF 6-pounder），恐怕無法形成有效的反裝甲屏障。”

杜聿明皺起眉頭：“日軍第五十五師團的裝甲部隊至少有30輛97式坦克（Type 97 Chi-Ha），而我們隻有75mm山炮，恐怕不足以阻擋其突破。”

史迪威緩緩點頭，沉思片刻，說道：“我們可以利用縱深設伏（Defense-in-Depth with Ambushes），在同古以北的狹窄地段設置反坦克雷區，結合步兵反坦克戰術，盡可能拖延日軍進攻節奏。”

杜聿明點頭：“這個思路可行。新22師在同古主防，200師預備隊配置在東籲一帶機動支援，必要時展開反包圍（Counter-Envelopment）。但我們需要确保補給線不被切斷，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馬丁上尉一直在會議上保持沉默，此時終于開口：“各位，在讨論進攻前，我們需要确保後勤穩定。燃油問題我們可以解決，但彈藥方面，我們主要儲備的是.303口徑步槍彈和9mm手槍彈，至于你們遠征軍的7.92mm毛瑟彈和75mm炮彈，數量有限。”

杜聿明臉色微沉：“也就是說，我們的部隊很可能會在戰鬥中彈藥不足？”

馬丁有些無奈地攤手：“我們盡量協調，但要在短時間内滿足所有需求，難度很大。”

杜聿明歎了口氣，轉向史迪威：“美軍能否盡快提供彈藥支援？”

史迪威緩緩點頭：“我會向重慶轉達請求，但美方的物資也需要時間運輸，短期内恐怕難以解決。”

杜聿明沉思片刻，緩緩說道：“那就隻能用戰術彌補裝備的劣勢了。”

讨論了防禦計劃後，史迪威終于進入反攻計劃的讨論。

“當日軍在同古投入主力時，我們将在敵軍側翼展開鉗形攻勢（Pincer Movement）。”他指着地圖上的地形：“新38師将向西側繞行，利用密林掩護，實施包抄作戰（Flanking Maneuver）。”

杜聿明補充：“與此同時，200師将向東迂回，切斷日軍後方補給線，迫使敵軍不得不在同古死戰。”

英軍代表交換了一個眼神，最終亞曆山大點頭：“這個方案可行，我們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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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站在他的杜聿明後方，雙手抱着記錄本，低頭翻了翻自己的筆記。她的眼睛在記錄的術語上一行行掃過：“梯次防禦”“戰術撤退”“多層火力配置”“炮兵預備隊”……這些字眼在紙面上排列得整整齊齊，可她卻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她一直以為，自己的英文已經夠用了。但戰術讨論中的那些詞彙——“縱深戰線”、“集群打擊”、“火力壓制”、“預備隊機動”，哪怕她能聽懂概念，轉換成精準的英語，或者從英語轉換回清晰的中文，仍舊讓她感到吃力。她越來越明白——流利的日常英語和戰場上的翻譯，是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