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她說，“我不是。至少名和利并不是我的最終目的。我的目的是自由。”
“如果追名逐利能有任何好處的話，我希望這份好處是自由。”她沉默了一瞬，“我隻是在用一份自由去交換另一份自由。”
“至于思想……”她眯了眯眼睛，淚痕在她臉上風幹了，她幾乎已經忘記自己哭過，隻是在嚴肅地思考，“你說的很對。是一種自殘。”
她擡眼看向他，目光銳利，帶着一種挑戰般的诘問：“可如果思想并不天然比□□更高貴呢？如果為了保全□□、為了生存、為了達成某個我認為更重要的目标，永久性地改造一部分思想，和戰争中那些永久性的肢體傷殘相比，何如？誰又能評判，哪一種思想就一定是‘健康’的，哪一種适應性的改變就一定是‘傷殘’呢？就像我決定砍掉兩個用處不大的手指，去換取剩下三個手指能握緊武器、保護更多人一樣。也許有一天，我會真心接受并且喜歡上隻有三個手指的狀态，覺得它更簡潔、更高效。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她緊接着追問，語氣裡帶着一種急于尋求答案的迫切：“大家可以得到軍銜，我可以得到夫人的提攜和助力，翻譯處能更順利地運作，這對整體抗戰是有利的。而且，擁有信仰，許多人也認為是好事。這一切加起來，為什麼就一定是‘傷殘’呢？為什麼不能是……一種必要的進化或者适應呢？”
查良铮看着她眼中那尋求認同的、近乎頑固的光芒，以及那光芒背後隐藏的巨大疲憊和強烈的自我說服，心中微微一痛。他知道她并非不難過，隻是在為自己披荊斬棘的選擇，尋找最堅硬的邏輯铠甲。
“小林，”他的聲音低沉而溫和，帶着一種不容置疑的認真，“你說的這些，軍銜也好，提攜也罷，甚至信仰被普遍接受這個事實——它們都發生在‘外面’，是我們可以看見、可以衡量的得失，是世俗價值天平上的砝碼。”
“但我們剛才談論的那種‘傷殘’，”他頓了一下，目光深邃，“它發生在‘裡面’——發生在那個别人看不見、隻有你自己能感受到的地方。”
他語氣變得懇切，帶着一種幾乎是痛惜的情感：“這種内在的傷殘在于，你為了那些外在的‘好’，而開始默許、甚至主動去‘修正’、去‘壓抑’、乃至最終可能去‘放逐’那個獨一無二的、真正屬于你自己的内核。”
“那個内核裡，有你不為外物所動的自由意志，有你敢于質疑、獨立判斷的清醒頭腦，有你心底最真實的、未經修飾的愛憎好惡，甚至有你面對這整個扭曲的世界時，那份可貴的、格格不入的‘不認同’……”
“當你為了所謂的‘必要’、為了‘适應’、為了換取那些‘好處’，而開始對這份内核動手——去說服它，去改造它，去讓它變得‘合時宜’——每一次這樣的妥協，都是對你本真自我的一次微小卻真實的切割。這，難道還不是傷殘嗎？”
“你說将來會真心接受和喜歡三個手指頭，也許吧。人是會适應的，甚至會為自己的适應找到理由。但那種‘适應’，是被迫的，是選擇越來越少之後的結果。它和你生而擁有五指、并自由地運用它們，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他看着她的眼睛，語氣變得更加懇切：“真正的傷殘，不在于你最終擁有了什麼、适應了什麼，而在于你開始接受‘可以放棄一部分自我來換取生存或利益’這個前提的那一刻。一旦接受了這個前提，就像身體有了第一處殘疾，就更容易接受第二處、第三處……最終，那個原本鮮活、獨立、擁有無限可能的‘你’，可能就真的被磨平、被改造，變成了一個安全、有用、卻不再完全是你自己的‘她’。”
“至于信教本身，或者軍銜、提攜，那都是形式。關鍵在于，你做出選擇的出發點，以及這個選擇對你内在世界造成的改變。為了生存或目标，我們可以忍耐，可以僞裝，但絕不該……絕不該主動地、認可地，去‘自殘’我們最寶貴的思想和自由啊，小林。”
查良铮的話語，像一把精準而溫柔的解剖刀，逐層剝開了林安用堅硬外殼包裹起來的、連她自己都不願深究的内核。
那些關于“真實”、“自由”、“完整自我”的追問，不再是虛無缥缈的哲學思辨，而是變成了此刻她必須面對的、沉甸甸的現實拷問。
她站在那裡，久久沒有說話，甚至忘記了自己身在何處。公園裡孩子們的笑鬧聲、遠處街販的叫賣聲，都仿佛被隔絕在一個遙遠的世界之外。
終于，林安像是從某種極度的自我審視中掙脫出來。她長長地、幾乎是疲憊地籲了一口氣，擡手，有些緩慢地擦了擦臉上早已風幹的淚痕，動作裡帶着一種自己都未曾察覺的脆弱。
她一字一頓地說，像是在說服他，也像是在說服自己，“自由……是奢侈品。”
“你問我值不值得？我不知道。也許永遠也不會知道。”她搖了搖頭，嘴角勾起一絲極度疲憊卻又異常堅定的自嘲弧度，“就像你說的，我用理性的決定，在強行改變我自己。這算不算自由意志？也許算，因為最終是我自己選了這條路；也許不算，因為我根本沒得選——如果我想達成那個目标的話。”
“你說這是‘自殘’，”她低頭看着自己的手，仿佛真的在看那想象中被砍掉的手指，“也許吧。為了活下去，為了達成那個目标，我砍掉了……或者說，正在努力砍掉一些我自己曾經珍視的東西。”
“我認為，這是必要的代價，是為了換取更多人、更大範圍的自由——一種更基本、更實在的，免于死亡和奴役的自由。”
她再次擡眼看向查良铮，眼神裡閃爍着一種近乎頑固的光芒，也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祈求，仿佛希望從他這裡得到一絲認同，哪怕隻是理解：
“如果……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習慣并喜歡上了隻有‘三根手指’的生活，并且用這三根手指保護了更多擁有‘五根手指’的人……那這份最初的‘傷殘’，又算得了什麼？難道結果的好，不能抵消過程中的‘不好’嗎？”
查良铮看着她眼中那近乎頑固的、尋求肯定的光芒，以及那光芒背後隐藏的巨大疲憊和掙紮，心中湧起一陣難以言喻的酸楚。他多想告訴她“能”，多想給她一個輕松的答案，讓她肩上的重擔能減輕哪怕一絲一毫，讓她能心安理得地走下去。
但他不能。詩人或許耽于幻想，但真正的詩人，往往比誰都更執着于内心的“真”，哪怕那真實是苦澀的。
他苦澀地說，“為了勝利，為了生存，付出肢體、付出生命，我們見過太多，那很悲壯，但也……值得，因為那是用有形的東西去換取一個更大的目标，是犧牲，是奉獻。”
“可是，思想——那份在萬馬齊喑之時，仍然敢在心裡說‘不’的自由呢？那份堅持‘我是誰’、‘我相信什麼’的本真呢？”
他聲音低了下去，帶着一種幾乎是痛惜的強調：
“在我看來，那是比我們能想象的一切——身體、生命、愛情、功業——都更加寶貴、更加根本的東西。它是我們作為獨立個體的最後堡壘。”
“你可以說，形勢所迫，别無選擇。但當一個人開始主動地、認可地，甚至是為了某個‘崇高’的目标，去扭曲、去改造、去獻祭這最後的堡壘時……”他微微搖頭，語氣裡充滿了深切的擔憂，“我隻是害怕……害怕你走到最後，會不認識那個達成目标的自己了。”
“你把這一切看的太輕易、太理所當然。我害怕你不知道自己真正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他看着她，最後的話語輕得像一聲歎息，卻又重重地落在林安的心上：
“我隻是……隻是不希望看到那個我所認識的、如此珍視‘真’與‘自由’的林安，在追求一個宏大目标的途中，把自己最内核、最寶貴的那一部分，輕易地抛擲掉了。”
林安打了個冷顫，她心裡那部分渴望自由、渴望說不、甚至渴望回到21世紀、渴望快樂地讀書看報的那個自己完完全全認同查良铮所說的一切，可是——
“那你要我怎麼辦呢？”
她擡起頭，臉上帶着一種苦澀，“我能怎麼辦呢？不去争取軍銜？不去獲得夫人的支持？然後眼看着翻譯處因為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問題軍心渙散、舉步維艱？這是一件對大家都有好處的事，我憑什麼為了自己那點‘可能受傷’的所謂‘内核’，就弄得大家下不來台呢？”
“我沒有要你怎麼辦。”查良铮說，“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林安幾乎想冷笑——不知道怎麼辦，那還說這麼多？但她聽到他繼續說下去，聲音裡帶着一種奇特的、笃定的信任：
“但是我知道，你會有辦法的，小林。”
查良铮看着她，眼神變得銳利起來：“你還記得你對史迪威發脾氣的時候嗎？你說他是‘殖民者心态’，說他不懂尊重。那時候，不正是因為他的态度、他的做法，觸及到了你關于‘國家尊嚴’、‘民族平等’的思想底線嗎？甚至，他當時并沒有直接要求你個人做什麼，你僅僅是作為參與者和觀察者，就覺得無法忍受，必須要站出來反抗！無論代價是什麼——或者說，你認為，為了捍衛那種思想（國家/民族尊嚴）所付出的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那就像一個精确的警報器，底線一旦被觸碰，你必然會行動。”
“如果你認為值得，你會有辦法的。”
“可是，這一次呢？”他的語氣變得更加低沉，“是你個人的思想自由。是你内心深處的是非愛憎，是你獨立判斷的權利。這些東西，沒有人會告訴你，它們是像‘國家尊嚴’那樣‘崇高’和‘神聖’的。它們太個人化了，太内在化了，甚至你自己可能都覺得，在‘民族大義’面前，它們‘遠遠不能相提并論’。”
“所以，”他輕輕歎了口氣，“你似乎覺得……可以為了那個‘更大’的目标，為了那些‘實實在在的好處’，比較‘輕易’地就把它放在一邊，甚至主動去改造它，不是嗎？但你看看你現在的樣子，你并不開心。你的痛苦，你的眼淚，恰恰在告訴你——失去任何一種思想的自由，都是痛苦的，都是一種真實的損失。即使這種自由，并沒有被寫在教科書上，沒有被登在報紙上，更沒有被刻在紀念碑上讓人瞻仰。”
“可是——難道我個人的思想自由可以和民族尊嚴相提并論嗎？”林安忍不住反問。
查良铮停頓了一下，他看着林安，目光平靜，卻帶着一種穿透一切的冷靜，甚至是……冷酷：
“為什麼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