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一會兒，趙梅洗了個蘋果遞到李同仁書桌旁，彼時他正靠在椅子上看報紙。

趙梅搬了小闆凳和一叵羅玉米進來，她一邊搓玉米，一邊擡頭仰望李同仁，說：“老李啊，能不能給老二琢磨琢磨，幫他找個活兒幹，他有活兒幹才能帶着老三出去啊。”

“别提老三，要不是因為你妹夫，我們老三能瘋嗎？好好的一個孩子，怎麼突然之間就瘋了？”李同仁一想起這事兒就氣不打一處來。

當初他還在部隊，李斌十四五歲正青春叛逆期，對什麼都好奇，他喜歡車，可全家唯一能碰車的人就是三姨夫牛戰，因為他是禮帽廠的司機。

牛戰是一個愛喝酒、愛吹牛的男人，他知道李斌喜歡車，就總喜歡撺掇他。

就這樣，一個愛逗擺，一個膽子大，牛戰就拉着李斌開車去了山西，結果就出事兒了。

趙梅一提這事兒就理虧，隻能卑微地低頭幹活。

李同仁把所有罪責推給别人，俨然一個看似無上權威、所有人都要圍着他轉的大家長，實則不聞不問、又要随意指責任何人的吸食者。他很矛盾，一面塑造自己超人，一面塑造自己廢物，談權力他展現自己能幹，談辦事他就把事情往外推。

“還有！你平日裡能不能把他管嚴一點兒？天天慣着，都讓你給慣壞了。”李同仁理所應當地認為趙梅大錯特錯。

“是是是，我慣的，我慣的是因為我管了，你管了嗎？這四個孩子你一個都沒管，整天就知道埋怨。”趙梅心有怨氣，難得反駁了回去。

李同仁在家庭中總是堂而皇之地缺席，以前在部隊沒辦法，趙梅理解他出去保家衛國；可轉業回來後他也從來不管幾個孩子。

其實李同仁和趙梅結婚三十年，真正朝夕相處的時間不足三年。

剛退伍回來時，李同仁心情不好，趙梅理解他，包容他，事事都讓着他，對于一個生活在底層農村的、沒文化、沒收入的女人來說，男人就是她的天，于是她天真的以為事事退讓能使家庭美滿。

可李同仁見趙梅好說話，便把所有的不順遂都強加在趙梅身上，母親早亡是趙梅沒伺候好，八個幺兒四個早亡是趙梅隻會生不會養，活下來這四個學習不好是趙梅沒文化不會教。

他天然的認為，趙梅不必被看見，也不配被看見，真是渾然天成的傲慢啊。

趙梅用退讓換來的“美滿”沒有讓李同仁滿意，相反，換來的是他越來越猛烈的踩踏，以及越來越冷漠的蔑視。可這樣一個人，卻對同事、鄰居、找他解決問題的鄉親等所有的外人都和藹可親，極力塑造自己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形象。

李同仁放下報紙，像大爺一樣靠在椅背上，高高在上地說：“我沒管？你們的錢、糧票都哪兒來的？我沒管嗎？你就在家帶這四個孩子，你看看你帶成什麼樣兒了？”

“我帶成什麼樣兒？”

“這四個孩子是不是都平平安安長大了？”

“這些年不是動亂就是饑荒，我一個女人拉着剛會走的老大，自己在炕上血淋淋的生老三，你管過嗎？你爸媽管過嗎？生了這個老二哪兒養得活？連米湯都熬不出來，我隻能把他給送人了。後來有了老三老四，我拖着大的拽着小的，硬生生的扛啊，餓得我們娘幾個實在不行了喲...我就把孩子們捆在炕頭兒，去地裡拔還沒長起來的菜，偷偷拿到集上換錢。”

“去的時候我餓得頭暈眼花，薅兩片菜葉子就往嘴裡塞；回來的時候我隻敢低頭往前走，生怕一停下就暈死過去。”

“那時候我老爺們兒在哪兒呢？啊？你在哪兒呢？”趙梅滿臉苦澀，伸着脖子給他喊回去，搓玉米的手止不住地顫抖。

李同仁感到不耐煩，覺得這是每個女人理所應當的事，因而不愛聽這些抱怨，他煩道：“别天天跟我扯這些陳芝麻爛谷子的事兒，那時候我回得來嗎？我能做得了主？我回來以後不就成了這家裡的長期飯票兒了嗎？怎麼着？你還不滿意？”

趙梅冷笑一聲，反擊道：“你還長期飯票兒了？那我當了那麼多年的長期保姆怎麼算？”

“行行行......閉嘴吧你。”李同仁把報紙往桌上一丢，根本不把趙梅當回事兒，他拍拍屁股走了，徒留趙梅一個人氣憤地搓玉米。

李同仁是一個冷漠的丈夫，也是一個自私的父親，更是一個狡猾的人。他經曆過十年動蕩，對于集體主義和物資匮乏有着深刻認識，所以他極度珍惜握在手裡的權力和物質。

因此，他漸漸演化成兩幅面孔，一副面孔如履薄冰，卑躬屈膝，是用在領導面前的；一副面孔權威十足，不可一世，是用在妻兒面前的。

趙梅一生受困于家庭，要說她從小到大最幸運的事，莫過于沒有被裹上一雙完美的小腳。

為什麼呢？

因為不配！

那個年代審美畸形，裹小腳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大小姐才能做的事，她們趙家幾代赤貧如洗，趙梅得踩着大腳丫子給地主老财幹活兒才行。

在這幾十年的壓榨之下，趙梅從來沒有自我控制權，她沒有辦法在那個年代找一份工作養活自己，也沒有辦法為自己争取平等的權利。

她總是試圖乞憐那一點點溫存、理解和寬慰，可得到的卻是數不清的白眼、挑剔和無視。

在她的思維體系裡，她自己永遠不會是利益榜單的第一名，沒結婚時，她的父親排位第一；戀愛時，她的對象排位第一；結婚後，她的丈夫排位第一；生了兒子以後，她的兒子排位第一。

趙梅把自己丢進封閉守舊、自我犧牲的巨大熔爐裡，用兒媳婦、妻子、母親的身份将自己拼接重塑。

如今，‘兒媳婦’的身份不複存在，她已為人婆母；‘妻子’的身份備受打壓，她已無可奈何；隻剩下‘母親’的身份尚存，所以她極盡所能地撐控身邊兩個兒子。

或許，在某些夜深人靜的夜晚，她也有不被看見的孤獨，不被肯定的失落，不被尊重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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