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後的成都茶館還彌漫着黴霧氣，像浸了水的宣紙。我望着對面彩衣包裹的女士，她正用銀匙攪動桂花藕粉，指尖蔻丹紅得刺眼。

“先生您年過不惑，還挑三揀四？”她忽然開口，眼尾掃過我的北面外套，“倒要請教您那幾項硬性條件。”

我數着茶碗裡漂浮的龍井嫩芽：“其一比我小，其二談得來，其三......”

銀匙磕在青瓷碗沿，驚起鄰桌幾隻灰雀。“笑話！您不過是個寫碼的......”

檐角銅鈴被北風撞得叮當響。她的怒斥混着跑堂的吆喝，倒像戲台上的鑼鼓點。我望着她眉梢顫動的金粉，忽想起藥鋪裡那些貼着紅紙的抽屜——當歸須七寸，人參要百年，世人總愛将活物曬成幹癟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