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子，咱這行多吃學曆你門兒清，我們出版社的助理基本上是本科醫學專業出身的，你說我們這兒招一初中文化的文員，就算他能進來那些工作他也幹不了啊。”

大學同學給的答複更現實、更無力。他們原想萬事不求人、隻靠本事不靠别人的謝斯年有了難處終于有事開口能求上他們了不得揚眉吐氣一次？誰承想謝斯年提出請求簡直離譜到沒邊兒。

挂掉電話的謝斯年如同洩了氣的皮球，他從未想過活下去會如此艱難。實際上這不是李凡一個人所面臨的困境，對于遊離在慢性病與絕症之間的罕見病患者群體來說醫院就像監獄，治療的間歇階段就像出獄，真實的監獄會教人如何再度走向社會，但醫院并無此項責任，缺乏家庭支持的情況下身處人生最年富力強的時光裡俨然一副社會邊緣群體的模樣。

李凡失去這份工作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他哪裡做得不好，而是他身體不好，公司可以用一種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方式裁掉他，畢竟他病假休完了辭退他明面上又不是因為疾病而是因為公司效益不好。雖然他拿到一筆不菲的補償，可暫時的補償并不是長期穩定的收入，而且職工醫保斷繳意味着生存壓力的翻倍。

他們這群人處于一個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态，特别是沒有學曆、家境貧寒、孤身一人的李凡要直面雪上加霜的現實。李凡沒有學曆，意味着大部分專技崗位、腦力活動工作将他排除在外；他沒有好的身體，甚至水三兒、力巴這類常人眼裡沒出息的工作也無法勝任。

人因貧窮而無暇安心地對抗病魔，又因疾病而産生望不到頭的貧窮——貧窮比生命還要長。

四月份的天氣逐漸暖和起來，辦公室那邊背陰的走廊裡少有人經過，保潔大叔來收堆放在電梯間整袋整袋的醫療垃圾時電梯的聲響是除了風聲之外唯一的聲音。風裡開始逐漸有了春天的氣息，遠處學校内早春的花已經到了最鼎盛的時候，可他的樂樂還沒有完全從疾病的陰霾中走出來，還在蓋着厚厚的冬天的被子。

原來人始終生活在一張無形的大網下，網裡的每個人生活在各自的圍牆之中，謝斯年突然想。他的高中同學有着與他不一樣的人生軌迹，大學同學有着類似但不完全一樣的工作，他們各自有各自的社交，各自有各自的事業，曾經那麼近的距離今日看來竟如此毫不相關。

要不再給吳奕樂打個電話呢？李凡不好張口，他替李凡張口求吳奕樂想想辦法？

不對，吳奕樂是關鍵時刻能拿出積蓄救李凡的人，不會等到謝斯年張口求他幫忙才為李凡求情，他不該懷疑樂哥。謝斯年将手機揣進白大褂口袋對着窗外出神，似乎整件事中人人說得都有道理，沒有誰是錯的，更沒有哪個人如樣闆戲裡的反動派一般注定要被打倒，可為什麼生活又偏偏陷入兩難境地？

成年人的世界隻有立場，不存在什麼對錯。

生活的重擔仿佛一下子壓在謝斯年的肩上，人生近三十年的光陰一大半在學校度過，剩下部分是天真無邪的童年和不谙世事的科研，難以想象直面生命的可貴與生活的慘淡是從愛人身上開始。

謝斯年從走廊的結界之中走出去，邁出獨立的圍牆進入屬于他身份的圍牆，他又成為一名學生，一名醫生。“會診記錄、危急值、昨天的搶救記錄都在這裡。”主任辦公室裡他将所有等待審批查閱的内容整理好放在韓主任的桌面上并分别介紹。

“好，我知道了。”韓金樹對着電腦緩慢地敲擊鍵盤，目光在屏幕與手上的鍵盤之間來回跳躍，時不時滑動鼠标點擊界面，生疏得像才學會如何使用計算機。“李凡上次的髓象出來了，恢複情況還不錯，比預期更理想。”

“嗯，我歸到随訪檔案裡了。”正在整理資料櫃的謝斯年回應說。

“他最近怎麼樣？”

“還好。”謝斯年的回應略帶心虛。

“停用羟基脲之後還有過發熱嗎？應該沒有過了吧。”韓金樹問。

“沒有了，他治療期間停用過一次羟基脲，再重複給藥的時候還是有發熱。”

韓金樹點點頭：“像他這類患者保守起見能用正版藥就用正版藥，”回想起診斷與治療經曆，他苦笑說：“該說這小子太湊巧了還是說太不湊巧呢？我第一次接診李凡的時候他血小闆和住院的低點患者差不多，沒想到随訪幾次指标沒有繼續惡化。”

鐵皮櫃子被反複打開又關上，一沓沓病曆資料放在檔案袋裡并按照時間整齊排列，他們之中有還活着繼續随訪更新的，有活在家人記憶裡、生命定格在檔案中張張檢驗學報告與死亡病曆中的。

“嗯。”謝斯年回應，“能活下去就行，大多數到我們科的患者隻有這麼一個希望。”

人生諸多無法解釋的事情，我們将其歸結為巧合。

“年輕人得有年輕人的希望，”韓金樹勸慰說，“不光活下去，還得有心有茬兒的活——我覺得不是個難題，等正版藥快吃完了看看能不能換藥，經濟壓力能小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