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海天的時候，就知道，他是那種能讓我一眼就看中的學生。
從教四十餘載，教過的學生多得我都數不清了，可那種一眼就讓我看中的學生，卻隻有四個。
第一個學生，是我們北大中文系秦教授的兒子。秦教授從事古代文學研究，說起來也算是我的恩師。那是我留校工作的第二年，見習期剛滿的我被安排擔任新生班主任。在一群看起來和我年齡相仿的學生裡，我竟發現了一張比别人都年輕許多的面孔。後來才知道，他當年僅有十五歲，是北大建校以來年齡最小的學生。然而，在他身上，我絲毫察覺不到這個年紀該有的稚氣。他身姿挺拔，額頭寬闊，雙眸深邃，舉手投足間盡顯良好的教養，渾身散發着一種儒雅且高貴的書卷氣，一看就是一個在書齋中長大的孩子。這種氣質，在那個年代的學生群體裡，哪怕是在北大的學生中，都極為少見，卻和我自身的某些特質暗暗合拍。就這樣，他——秦如晉，成了我從教生涯中第一個一眼就看中的學生。
因為他年齡小，在平日的學習與生活中，我下意識地就想多照顧他一些。但沒過多久我便發現，他壓根兒不需要别人的照料。與生俱來的聰慧加上家庭環境的長期熏陶，使他在學業上輕松脫穎而出。而在為人處事方面，他甚至比我還精明，不管處于何種情境都能應付自如。不過，這種精明與他身上的儒雅、正直并無沖突。在他心中，始終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凡是越過這條紅線的行為，他都絕不涉足。因此，我更願意将這種精明稱作“智慧”。可是，這種“智慧”出現在一個僅僅能稱為“少年”的孩子身上，就不能不令人驚訝了。
“如晉，”有一次，我忍不住問他，“你是怎麼做到這一切的？”
我沒有挑明“這一切”究竟是什麼。我知道，他懂。我們之間，很多事無需明言，自能心領神會。
“我不知道。”他誠懇地說，“也許是生活所迫吧！我從小沒了母親，父親生性耿直清高，不擅在這樣的環境裡周旋。在這個時代，若沒點自保的本事，根本生存不下去。這一切，就是這麼一點點積累起來的吧。”
我不禁輕輕歎了口氣，心中湧起一種類似共鳴的情緒。其實，我和如晉雖年齡相差十歲，但成長環境極為相似。雖說他和父親是在五二年院校合并後才搬入燕園的，可這幾年，身邊熟悉的叔叔伯伯們的遭遇，我們見得多了，接二連三的風波甚至波及自身和親人，誰能沒有危機感呢？或許這就是我們常常産生共鳴的原因之一吧。
“蘇老師，這種狀況不會持續太久吧。”身邊的如晉突然說，“這不正常。我去圖書館查閱了許多書籍資料，我們的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這一切，總得有人去改變吧。”
我吓了一大跳。這樣的話語，是這個年代能随意說出口的嗎？是這個年紀的孩子該講出來的嗎？我急忙扭頭看向身旁的少年，他也正靜靜地望着我，深邃的眼眸深處，隐隐有兩簇熾熱的火焰在跳動。我不禁歎息了。其實我很早就發現，這個孩子身上有一種不安分的特質。這種特質被他巧妙地隐匿在淡泊甯靜的表象之下，卻時常湧動着要跳出來。所以他雖然懂得在嚴酷的環境下尋求自保，卻也懷揣着“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與擔當。這樣的人，生來就是要幹一番大事的。然而在當下的環境裡，這種特質卻是極度危險的。于是，我按住他的肩膀，嚴肅而鄭重地對他說：“如晉，這個時候，這樣的話還是少說為妙。”
“蘇老師，别擔心，我懂。”他乖巧地點點頭，“我隻是和您說說罷了。我父親是陶淵明那樣有着濃厚的‘隐士’氣質的人，他一直按照他的人生标準來塑造我，這類話題在我家是絕對的禁忌。而在其他老師和同學面前，我也不敢提及，因為我既怕給他人招來麻煩，也怕給自己惹禍上身。隻有在您面前，我才敢說說這些心裡話。我總覺得在一個不正常的環境中，是無法正常安心做學問的。像我父親那種封閉式的道德準則，無法塑造群體性的文化人格，也不能帶來民族性的文明突進。我不想做一個在地窖裡發了黴的文人，既然生在這個時代，我們總要有一份責任與擔當吧。”
我望着如晉，内心久久無法平靜，他的那番話，宛如一塊巨石投入我的心海，瞬間掀起了驚濤駭浪。我怎麼也未曾料到，這個尚且年少的孩子，對問題的鑽研竟能如此深刻，其思想所觸及的境界也是這般高深。從他的話語之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一種超越年齡的成熟與睿智，那是對社會和文化洞若觀火般的深刻洞察。然而，身處這樣特殊的時代，他所說的每一個字都像是在懸崖邊上試探，稍有不慎，便會墜入萬劫不複的深澗之中。想到此處，我緊緊握住他的手，帶着師長的諄諄教導以及朋友般的殷切關懷，誠懇地說：“如晉，若想改變世界、擔當重任，首先得擁有與之匹配的能力。你當下要做的，是默默積蓄力量，耐心等待合适時機的降臨，然後在你的能力範圍之内去踐行改變與擔當。雪萊不是說過嘛：‘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我們就在這凜冽的寒冬中努力積聚能量，一同期待那個陽光明媚的春天吧。”
如晉深深地凝視着我，目光中似有千言萬語。良久，他才緩緩地、卻又重重地點了點頭。
可是，我們都沒有想到，這個“冬天”竟如此漫長。就在他畢業并順利留校的那一年，那場長達十年的毀滅性災難拉開了序幕。它就像席卷一切的風暴，讓許多美好的生命如落葉般凋零。我的父母就在那個暗無天日、人倫颠倒的年代裡雙雙罹難，承載着家族記憶的祖宅“竹吟居”也被蠻橫地沒收，我和妻子被驅趕到一間狹小得不足十平米的教職工宿舍。幸運的是，我的父母将所有的“罪名”都攬到自己身上，并決然與我畫清界線，這使得我沒有遭受更為嚴酷的批逗，隻是被迫離開了熱愛的教育崗位，每天在校園裡做着清掃工作。秦教授父子的情況相較于我要好上許多。不知他們用了何種方法，竟謀得了打掃圖書館這樣一份“美差”。那時的圖書館幾乎是人迹罕至，隻有他們父子才有鑰匙。得知我的遭遇後，他們毫不猶豫地向我們伸出了援手。秦教授和如晉甚至冒着天大的風險，在竹吟居被強行沒收之前，将那裡的所有藏書，包括祖傳的那些珍貴的善本和孤本，都悄悄地轉移到了圖書館，并妥善保存起來。正是因為有了他們，這些珍貴的書籍才幸運地躲過了那場皓劫。秦教授提議，讓我每天幹完活後就到圖書館來，他獨自承擔所有的清掃任務，好讓如晉和我能在這知識的海洋裡埋頭鑽研、相互切磋。“蘇文，你放心，如果有人問起，我就說讓你來幫忙整理圖書。”他堅定地說道，“你們倆還年輕，學術研究之路才剛剛起步，不能就這樣被截斷。這黑暗的一切總會過去的，你們絕不能等到好不容易盼來春天的時候，才驚覺自己的學術田地早已荒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