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秦朝的發展上，郡縣制确實表現出了制度的優越性，權力的集中，責任制和調動的靈活性，既籠絡和很多人才，讓上位者可以更多更有效的調動資源，以達成目的，天下都大一統了。

第二，秦始皇對于親情這種東西不太信任，不認為血緣這種東西能有多少的羁絆力，他本身出生在趙國，幼年經曆動蕩，回秦國後，所得的宗族親情有限，唯一一個留下姓名的弟弟還叛變了；而仲父呂不韋和嫪毐的存在，他能從秦國宗室獲得的溫情可以猜測為負。所以封叔叔伯伯堂侄堂孫什麼的，做夢去吧，老子吃苦的時候誰幫我了？想占我便宜，沒門！至于自己兒子，他想長生不老啊，權力當然掌在自己手裡。

第三，他手下一大批郡縣制的支持者，比如李斯，他最少表現得是對于法制規範的信任；也有一大批吹捧者，比如周青臣，陛下放個屁都是香的，要不就是臭的有特色，回味起來香。這批支持者又一次加強了他實行郡縣制的決心。

第四，可能就是性格方面，掌控欲太強了，幼年動蕩多的人，一但登上高位，更容易操控欲滿棚，權欲極強。

李斯這些人為什麼堅決支持郡縣制呢？

第一，很可能是他們确實看到了這種相對集權的制度的優越性。分封制的諸侯王自主性非常大的，人錢糧都自主，一但叛變造成割據勢力，又有血緣關系在，名義上實質上都不太好處理，内耗的話比郡縣大很多，不管郡守縣守怎麼經營，你有任期，你們要搞聯合，能不能互相信任就很難确定。郡縣制本身在發展的過程中已經匹配了很多相關的法律法規條文，管理本身沒有出現大的纰漏（六國舊勢力反抗是必然，這更說明要把制度搞得細緻一些）。

第二，他們是這套制度的受益者。李斯出身比較卑微，做過楚國的管理文書的小吏（不是官），底層的聰明人爬上來，更容易覺得上層的“德不配位”。李斯是看到廁所的老鼠和糧倉的老鼠的天差地别，才決心求學跑到秦國，所以對于隻是生的地方對的那批人，是沒有多少真的敬意的。不就是投了個好胎，怎麼好處就都是你們的了？你們的腦袋考慮得了兩位數以上的乘法嗎？我雖然上不去，但是你們下來了。這并不單單是個人思想的問題，是一個階層的人的對不公的抗議。

第三，各種不同的學說事實上确實會一定程度影響國家治理以及政策的一貫性。

這一點具體優劣很難講，畢竟情況複雜，衆口難調，不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際操作，很難看出真的問題所在。可能隻是一些人誇誇其嘩衆取寵，也可能是極其難得的糾錯的機會，這時候就需要高位者的高瞻遠矚和包容。必須要講這确實很難。秦孝公聽商鞅的變法了，秦國确實強了；戈爾巴喬夫聽某些人的，蘇聯解體了。身在高位也不是說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所有的作用力出去都有反作用力回來，不過放到國家來講，可能時間會長一些。

李斯的建議，開啟了秦始皇為人所诟病的“焚書”事件。

當然那時候能讀得起書的，一般家境不會太差。這不知道算不算是大君主對于社會中上階層的一次降維打擊。秦始皇可遷了十萬戶富商到鹹陽，誰知道這些讀書人（應該主要是儒家講求仁義，希望分封）跟這些富商以及六國遺老遺少（很多人也被集中看管或者流亡了）有沒有關系，會不會制造大的輿論影響各項政策和穩定。幹脆一巴掌拍下去，都給我老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