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3日，德國對波蘭發動進攻後3天。

上午9點，帝國總理府，譯員希米德正在向元首彙報。

“英國向我們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在今天11點之前，提供停戰的保證，否則，英國将立刻向德國宣戰。”

元首坐在他那張寬大的辦公桌後沉默着靜坐一動不動。

希米德站了一會兒，正不知作何反應，這時，他聽見站在一旁的戈林元帥回過頭來對元首說： “如果我們輸掉了這場戰争，那麼上帝應該饒恕我們。”

“不，勝者無需贅言。”元首平靜地說。

正午，法國也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但德國政府對英法兩國均不予理會。

下午5點，英法兩國相繼對德正式宣戰。

當晚，元首本人離開了柏林的帝國總理府，登上了前往波蘭前線視察的“亞美尼亞”号火車專列，并開始在列車上着手處理東西線的戰事。

在德國向波蘭發動進攻的同時，德國紅十字會成員也在奔赴前線，他們的工作是保護、援助戰俘和平民。

盡管這六年以來勞拉清楚地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臨，她也一直在為此做準備，可當這一天真正來臨時，她還是難以抑制地害怕起來。

六年的時間很長，足夠完全改變一個人的思想和生活。

勞拉有時候甚至分不清正處于這個時代的她、正在經曆這些事情的她，究竟是她自己，還是原本的勞拉。

戰争爆發前一個月，勞拉從阿德裡安口中知道了“他們可能近期有軍事行動”因而獲得了幾天探親假，作為士兵奔赴戰場前最後的告别，她的第一個反應不是“糟糕，二戰要爆發了”，而是“阿德裡安、萊文、威爾曼和海因茨他們要上前線了”，這些她所熟悉的人的命運都将被改變。

她遲遲無法脫身，已經不可避免的和這個時代的人産生了羁絆，而這種恐懼和不安不僅是來自于戰争所帶來的毀滅性災難，還是因為她知道，如今眼前一個個鮮活熟悉的人們都注定會在這場戰争中死去。

這個國家早已被牢牢捆綁在了納粹的戰車上，将跟随其堕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但它的人民不知道。

随着戰争爆發，大量男性被征兵送往前線，使得國内各部門勞動力短缺，因此納粹鼓勵所有16至21歲的德國女性擔任護士輔助員來幫助德國士兵，德國女性們往往以志願者的身份參加德國少女聯盟的急救訓練，而這些“帝國的花蕾”則勸說她們以實際行動回應這一“使命的召喚”。

與勞拉的心境不同，從柏林開往波蘭前線的列車上，年輕的女護士們興奮得不能自己。

對于長期接受“賢妻良母”式教育的她們來說，她們參加軍事服務的動機在于：她們正為這個國家服務、能夠穿上一套有吸引力的制服、獲得一個出國旅行的機會，她們渴望冒險，渴望逃離父母和家庭，能夠有機會自己做決定，某種程度上來說，可以看作是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

她們對這趟旅途的終點充滿了關于勝利的期待，讓她們驕傲的父輩、兄長和丈夫正為這個帝國開疆拓土，而她們也迫不及待地想要為此奉獻自己的青春。

但她們不知末路的險峻，此去将永不複返。

列車越過波德邊境，循着德國軍隊行軍的路線，一路駛入廣闊的波蘭平原。

初秋時節，草木皆黃，在廣袤的平原之上，樹林由墨綠變成淺黃再蛻變成金黃，倒映在湖泊裡如同漸變的油畫，橡樹成熟的果實和金燦燦的楓葉落了滿地，随風揚起的秋葉落在鐵軌上，在列車駛過的轟鳴聲中發出微弱的哀嚎。

一路上似乎還能嗅到硝煙未散的氣息，炮擊留下的滿目瘡痍，也無法掩蓋這土地的美麗。

而這個國家此刻正在德軍的鐵蹄之下苟延殘喘。

然而與想象中的不同，德國紅十字會并沒有被派去做他們本應該做的事情。

事實上，在他們落地的那一刻，這群佩戴着“紅十字”袖帶在人群中最醒目的人員，就立刻被車站裡等候已經的黨衛軍攔住了。

這個波蘭車站已經被德軍控制，象征着納粹的旗幟在空中飄揚。

或者不能稱之為“攔截”，在這裡駐守的德軍已經完全把他們當作後備醫務人員在調遣了。

“請出示你們的證件。”說着，持槍的士兵們走過來挨個檢查他們的紅十字工作證明。

為首的士兵确認了他們所屬的管理區域後，對他們說： “你們在需要在這裡等候格拉維茨上将的命令，與前線醫療部隊确認完畢後，會把你們派遣到合适的區域，輔助軍醫的工作。”

菲力克斯皺眉道： “上将?我想我們的行動與軍方無關，我們的任務和目的地都很明确，那就是前往占領區救援受傷的平民和戰俘。”

勞拉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德國紅十字會在此之前一直作為獨立的非政府組織、慈善機構存在，1933年納粹上台之後，納粹帝國内政部長威廉·弗裡克在紅十字日發表講話時曾以德國紅十字會為籌碼向希特勒表忠心。

内政部部長說： “紅十字就像國家的良心……紅十字會與國家一起，時刻準備為我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崇高目标奉獻全部力量。”

但由于此時德國仍然是《日内瓦公約》的簽署國，因此德國紅十字會不能像其他組織那樣實行同樣程度的納粹化，在此之前，德國紅十字會一直保持着獨立性。

直到1937年初，德國紅十字會原主席查爾斯·愛德華被黨衛軍高級醫生恩斯特·羅伯特·格拉維茨驅逐，這個納粹分子會穿着黨衛軍制服出席國際紅十字會會議，是希姆萊的主治醫生兼密友，直到1945年德國戰敗前，這個黨衛軍都在“傀儡主席”查爾斯·愛德華背後操縱着一切德國紅十字會的事務。

也就是說，二戰爆發之後，其實德國紅十字會已經完全淪為納粹機構了。

這種擔憂最終還是變成了現實。

菲力克斯攥緊了拳頭，他試圖據理力争： “我們隻聽從德國紅十字會主席的命令，我想軍方沒有資格幹涉我們的行動。”

士兵聞言嗤笑了一聲，用一種看傻子的眼神： “那是戰前，現在是特殊時期，一切聽從安排。”他把手裡的文件打開，那是一份通知， “從今天開始，德國紅十字會正式歸由内政部管理。”

“……那麼正如你所說，請派一位内政部的長官和我們對話，否則我們不會僅憑一張白紙就改變原本的計劃，”菲力克斯态度強硬地說， “我們可不是軍人，沒有服從命令的天性。”

“你們是在質疑帝國政府的權威麼?”士兵把抱在懷裡的槍換了個姿勢拿着，神色之間隐隐有威脅之意。

他的肩章顯示他是黨衛隊三級小隊長，對應國防軍中士，屬于士官級别，介于軍官和士兵之間。

但菲力克斯完全沒在害怕的，他甚至還往前站了一步： “請……”

眼見一個拿手術刀的和一個拿槍的越發劍拔弩張，随着這一堆人遲遲不肯離去，也引起了不遠處的其他黨衛軍的注意。

年輕的護士們已經被這個陣仗吓住了，她們在隊伍裡沉默了，卻又忍不住好奇張望。

這些士兵褪下軍裝可能是她們熟悉的兄弟、丈夫和父輩，可當他們穿上軍裝時，他們就是帝國最精銳的武器，服從命令是帝國軍人的第一要義，而這種威嚴神聖不可侵犯。

勞拉覺得搞不好他們要暴力執法，在二戰期間，這群納粹瘋子越權執法、任性執法和随意執法引起的慘案不在少數。

她在本質上還是個在和平時代安逸慣了、沒有什麼特别高的人道主義精神覺悟的小市民，大多數人做醫生也隻是将之作為一份謀生的手段，至少在美國是這樣的，醫生屬于高收入群體。

更重要的是，她一點都不想被派去前線當戰地醫生!

勞拉往前站了一步，露出個禮貌的微笑： “長官，報紙上說，這次前線戰役以閃電速度擊破了波蘭防線，那群不争氣的波蘭人死傷、投降的無數，而我們的精銳部隊卻毫發未損。”

她頓了頓，觀察了一下士官的神色，對方的眉頭挑起，明顯在她說到“毫發無損”時情不自禁地露出了驕傲的神色， “在這件事上，我想軍隊醫療部隊也不需要我們這群的專業性不足的人員去瞎摻和，反倒是那些‘四處流浪滋事、阻礙駐軍執勤’的流民和戰俘更需要我們處理吧。”

伸手不打笑臉，尤其是美女的臉。

士官聞言沉吟了片刻： “話雖這麼說……”

勞拉往旁邊一站，擡手一指： “這些年輕漂亮的姑娘們都是剛剛加入紅十字會，她們大多數都隻接受過短期的急救訓練，貿然讓她們上前線支援隻會誤事，不如讓她們先積累積累經驗。”

沒有哪個男人看到這麼一水兒的美女沒點反應，即便是鋼鐵紀律嚴明如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