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子裡一時紛亂地想了許多。

眼前的迪特裡希夫人招呼海因茨過來，向他介紹勞拉，告訴他這是即将成為他哥哥妻子的女人。

于是海因茨笑起來，笑容燦爛又熱烈，帶着點狡黠，“你好啊，”他看向勞拉，“這次我可以名正言順地叫姐姐了。”

勞拉：“……”你小子在陰陽怪氣些什麼?

她腦子裡想起那天被抓包後海因茨說的話，他說：“接受現實吧，不管是你嫁給我哥哥阿德裡安也好，還是因為威爾曼也好，我都得管你叫姐姐。”

同時，威爾曼在一旁用充滿愧疚的眼神，可憐巴巴地喊了一句：“姐姐。”

就因為這一句姐姐，心軟的勞拉從此走上了不歸路。

對外，她得在阿德裡安和萊文一衆親近的人面前，替這對“非法情侶”遮掩他們有奸情的事實，威爾曼好幾天坐立難安時，勞拉稱他“是痔瘡犯了”，并在衆人面前大聲叮囑他“要清淡飲食，多吃青菜少吃肉”。

對内，她則持之以恒地給這倆貨上眼藥，叮囑他們别露餡了，她一腳踹向海因茨的屁股，“噢我的上帝，你在外面用這種眼神看他，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和他有一腿嗎?”

“如果你不想戴着粉色三角标被送進集中營的話，你最好把手從他的屁股上移開！”她在對方的痛呼聲中壓低聲音警告道。

勞拉簡直為他們在危險邊緣瘋狂試探的行為感到心驚肉跳，這種程度簡直不亞于1941年的德國人愛上猶太人。

一方面，納粹們認為男同性戀是軟弱的，這些女性化的男人無法為帝國而戰鬥，而出于“生命之源計劃”需要足夠多女性的考慮，女同性戀則通常不會成為迫害的對象。另一方面，由于同性戀不能生育子女，降低了出生率，這種削弱德國人繁殖潛力的行為被納粹視為種族威脅。

從納粹出台的相關法律法規就足以看見，他們對這一群體的憎惡，在這其中，尤以希姆萊為甚，他在大肆推行“生命之源計劃”之餘，還下令不斷增加對同性戀者的迫害。

1935年6月，司法部修訂了刑法典第175條規定“男同性戀為非法行為”，擴大了“男性間淫/穢犯罪活動”的範疇，将可被設想為同性戀的任何行為都納入其中，在日後，隻要法庭認定、甚至有這種意圖或想法就能夠随随便便給一個人定罪。

從1937年到1939年，納粹對同性戀的迫害更是達到了高潮。在這期間，警察越來越頻繁地突襲同性戀的集會場所，查抄通訊錄、秘密監視活動，并建立起告密者和卧底網絡，以确認和逮捕疑似的同性戀者。

1938年4月，蓋世太保頒布了一項指令，暗示将“定罪為同性戀的男性關押在集中營”，有些不可理喻納粹分子認為同性戀是可被治愈的疾病，必須通過羞辱和艱苦的勞動來“治療”。

在某種意義上，威爾曼和海因茨都是直接受命于納粹的德國軍人，更不用說，他們在少年時期就曾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因此，他們理應是被洗腦到最無可救藥的那一批可憐人。

可偏偏卻又不是。

勞拉不清楚這兩個年輕人的想法，也不知道他們對于未來究竟是何種打算，但她努力設身處地的想，在他們捅破最後一層窗戶、彼此袒露心聲之前，一定是在内心經曆了一段難以言喻的痛苦和掙紮，他們又怎會不明白這種行為無異于自尋死路?

終究是放不下罷了。

在這樣的年代，光是走出這一步，估計已經耗盡了他們一生的勇氣了吧。

然而，情愛總是不講道理的。

戰争和死亡如同一柄懸在每個人頭頂的尖刀，她和阿德裡安的未來尚且渺茫，更何況是身處對立面的莫嘉娜和萊文，還有難以為世俗所包容的威爾曼和海因茨，他們還能走多遠呢?

勞拉不敢想，也不願意去想。

阿德裡安的直覺是對的，她總是在逃避面對他們的未來，而這恰恰是因為她清清楚楚地知道每個人的未來是什麼樣的。

比起背負着罵名慘死在納粹集中營，或許一同死在戰火裡，一同相擁着死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裡，才是這對年輕的同性戀人最好的歸宿。

勞拉看着眼前的威爾曼和海因茨，一時是在看他們，一時又像是在看她自己和阿德裡安，好像一串五彩斑斓的泡泡，夢幻美麗卻又脆弱不堪，它越飛越高，越飛越遠，最後風把它無情地撕裂，消失得無影無蹤。

可縱然知道美夢短暫，終究會破裂，但又怎舍得輕易将它戳破?

她無法對眼前這對年輕人說出責備的話語并勒令他們分開，更無法主動給她和阿德裡安之間畫上句号，因為這實在是太殘忍了。

生在這個時代，才是命運對他們的殘酷之處。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唯有珍惜眼前人罷了。”這是勞拉在無數次輾轉反側難以入睡的深夜裡，唯一得出的結論。

鑒于其他人都是19、20世紀出品的老古董，知道真相很可能會氣死，勞拉最終選擇了沉默，這也算是她向阿德裡安隐瞞的第二件事。

對此，勞拉時常感到十分心虛，因為她不僅沒有及時“糾正”這對年輕人的“錯誤行為”，還包庇縱容他們繼續發展下去。

當然，最後勞拉會發現，她其實是一件都沒瞞住她的男人。

等迪特裡希夫人暫時離開的間隙，阿德裡安靠坐在沙發上，手指輕敲沙發扶手，一手握成拳撐着頭，側目看向勞拉和海因茨兩人，視線在他們身上各自流連了一陣。

“我怎麼覺得，”阿德裡安似笑非笑道，“這段時間你們兩個，怎麼說，好像有點不對勁……是不是有什麼事情瞞着我們?”

勞拉：“……”親愛的，你幹脆加入情報處當間諜算了。

比起我，舒倫堡更需要你這樣的人才。

一旁萊文也開始煽風點火，有種不顧别人死活的美感：“噢喲，”他嘴裡發出啧啧怪叫聲，那張俊美的臉上又浮起那種輕佻揶揄的笑容，仿佛看熱鬧不嫌事大，“我親愛的海因茨，别告訴我你也有喜歡的人了?”

海因茨臉色微變。

這并不是個好兆頭，萊文再問多兩句，以阿德裡安的敏銳程度，搞不好他們就露餡了。

勞拉決定轉移矛盾：“噢，我親愛的萊文，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某些人至今都沒敢向父母坦白他在法國追女人的那些趣事。”

萊文閉嘴了，他選擇起身離座。

解決完花孔雀，勞拉轉頭看向她的男朋友，這位可不好糊弄，于是她決定裝傻。

“我瞞着你什麼?”勞拉臉不紅心不跳地對天發誓，“我唯一瞞着你的事，就是那天早上趁你還沒醒的時候忍不住摸了摸了你的……”

海因茨：“啊?”

阿德裡安一把把她的頭摁進懷裡：“……好了，别說了。”

他就不該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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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假期結束後，短暫的閑暇時光也告一段落，勞拉和阿德裡安從海德堡返回柏林，一切都恢複正常，生活仍在繼續。

開始工作後，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就過了2個月。

事實證明，當日子越風平浪靜的時候，就越容易被事情找上門來。

1941年3月的一天，忽然有人敲響了房門。

勞拉打開門，門口停着一輛汽車，一個身穿黑色黨衛隊制服的男人一手扶住帽檐，微微颔首，一手朝她做出一個請的手勢。

按照這幫人一貫的作風，如果此時她膽敢說不的話，大概是會直接被一腳放翻，然後拔槍頂着腦袋摁進車裡的吧。

别問她怎麼知道的，問就是試過。

舒倫堡說他個人不崇拜暴力美學，但不妨礙他手底下的人各個都是西裝暴徒。

挑的好時機，今天阿德裡安湊巧剛出門。

汽車繞過轉角，駛入街道，循着既定的路線往前，最後停在一個勞拉再熟悉不過的地方。

加班加得面如土色的助手照例微笑着為勞拉推開辦公室的門，但今天的他看起來似乎與過去大有不同，堪稱神采奕奕，疑似升職加薪。

純黑深紅相間的簾幕垂在落地窗前，這極為侬麗奢靡的顔色同頭頂上璀璨炫目的水晶吊燈交相輝映，生出一種壓抑的、咄咄逼人的氣勢。

光可鑒人的大理石地面，筆挺的黑色軍靴踏過發出清脆叩擊聲響，從門口一直延伸至那張寬大古樸的辦公桌後。

舒倫堡靠坐在他那張舒适的沙發上，交疊起一雙長腿，每一根金發都一絲不苟地全部往後梳去，露出他那張漂亮的臉蛋。

“好久不見，穆勒醫生，真難得，你看起來大有長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