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這麼久，江本依然清楚地記得與松田的第一次見面。那時他已經被降級處罰，被指派到新宿警署支援一樁爆炸案。一家隻對日本人開放的、名叫“卡薩布蘭卡”的俱樂部在不久前發生了爆炸，一共死了兩個人，一個叫做“小茉莉花”的愛沙尼亞女孩，一個波蘭女孩。她們都是持旅遊簽證在日本工作，租住在一棟外國人公寓裡。

這個案件的緊要性立刻被降了級，隻有一名姓今村的新宿警察能給江本一點微小的支持。甚至連“卡薩布蘭卡”的老闆也開始不耐煩，迫不及待地恢複了營業。

在案發的一個月後，江本在新宿警署大樓外的自動販賣機處買飲料時，松田陣平用一種自然而利落的态度過來詢問案子的進度。他向江本出示了自己的證件，“那個案子裡的爆/炸物是由我來做處理的。”

江本很詫異居然還有人關注這起案子，畢竟死者是兩名非法從事風俗業的外籍女性，如果不是她們當場死亡，整件事情甚至可能不會立案，如果她們還活着并提起訴訟，當局就會立即以違反簽證規定為由将她們強行驅逐出境。

許多人都不會意識到，在這片逍遙自在的土地上，法律是按照國籍、職業、價值、膚色和性别來區别對待的。甚至是發生兇殺案的時候，無論性質如何都會引起全民關注，但如果受害者是中國人、暴力社團成員、妓/女、無家可歸者或非白種外國人的話，新聞價值就會減半。

而這已經形成了警察内部的慣例，人們甚至習慣了歌舞伎町每時每刻都有人遇害或者受傷，甚至是記者也都知道，管區警方自己解決的問題能上地方版就已經夠走運了。

但江本并不是這樣的，就像他在被主任瞪視，沖他叫嚷“你打算一輩子都幹小刑事嗎”之後，大聲回答的那樣——“我不希望向任何人耀武揚威，就算是面對小流氓混混，我都會采取尊重的态度。我這種個性改變不了，隻要認為不對，即使是警視總監，我照樣不怕得罪他，因為我隻會走正确的路。我并不希望你能了解，但請别再管我的事！”——他就是這麼固執、一意孤行地在警察的道路上行走着，即便所要面對的，隻是兩個在大衆面前無足輕重的妓/女。

在那之後又過了兩個月，案子終于告破，在這期間松田陣平為他提供的□□證據居功甚偉。離開新宿警署回到櫻田門以後，江本又在案發處遇上過松田兩次，他注意到這個青年人總是穿着黑色的西裝，毫不介意他人的眼光。

第二次見面的時候他分給了這個年輕人一支綠福，江本習慣用火柴點煙，那天風很大，他們圈起手掌點火，換着角度掩了一會兒，才成功點燃起來。

“成為刑警有什麼不同嗎？”松田陣平不怎麼愛說話，他總是發着短信，手指在鍵盤上按個不停。

這天的案發現場在一片水邊，鞋子踏過硬邦邦的土地嘎吱作響，人走過後被碾過的茅草就重新直立起來。時間還很早，霧氣低懸在山野上。江本想了想，“沒有什麼不同，刑警也隻是在永遠追捕着獵物。”

鎖定目标、追捕、使其認罪。如此周而複始的每一天，這就是刑警的生活。透過小說、電視劇或紀錄片，任誰都不會認為“刑警”是什麼輕松的工作，而被這樣的認知固定住後，仿佛現實生活中的辛苦、煩惱與悲哀全部都可以掩蓋在“刑警”這個面具下，隻顧着狩獵的的樂趣，不斷被染上刑警的顔色。但如果一味以此為樂是要付出代價的，當有一天要脫下刑警的面具，或許隻會留下事實在心中的扭曲記憶。

江本敏感地意識到，松田陣平正在對一個新的領域躍躍欲試。他不像那種被狩獵迷惑的年輕人，他的一切色彩都是内斂而沉靜的，唯有那雙眼總是燃着火焰，仿佛是一株正在蓄力的勁草，随時可以為了一束光而泯滅。

那天在回去的路上，松田陣平突然對江本說，“我同意你說的那句話。”

他指的是江本沖上司喊的那句——“我隻有一個希望，就是在自己短暫的人生之中，面對遇見的每一件事，都能夠完全明辨黑白，隻是這樣而已，請别再打擾我。”

在那之後的七個月，松田陣平在經曆多次申請後被調入搜查一課，僅僅入職一周，就因阻止特大爆炸案而殉職。

時光不曾因為任何人而停駐，普遍的麻木不仁造就了太多幸福的人，隻有很少的一些人，他們還會記得那些不幸，就像有個拿錘子的人經常敲敲他們的門，一遍又一遍提醒他們想起已經過去的事。

在被潮崎久世念出“松田陣平”的名字勾起了回憶之後，江本又繼續迎來了新的歲月。45歲這一年，一月份他和妻子一起參拜了日本橋附近蛎殼町的水天宮，祈禱侄女能平安分娩；梅雨季節到來前的一個炎熱夜晚，他和朋友在銀座松坂屋的屋頂啤酒花園慶祝生日；八月，他被毆打後查出了癌症......這世上總是喜憂參半，不論怎麼幸福，災難遲早還是會降臨，而後又會迎來短暫的風平浪靜。

通子還在廚房裡忙碌着，這棟差不多和江本年齡一樣大的房子格局局促，住起來并不舒服，但所有人都習慣了住在這裡，甚至是潮崎久世。他喜愛落地窗外狹窄的庭院，以及那棵植下十餘年依然細瘦的梅樹，雖說如此孱弱，但每年春天都會開出鮮豔得讓人贊歎不已的梅花。

這會兒他正惬意地坐在榻榻米上，用一種親近的血緣親戚才會有的态度吃着蜜漬紅豆，無論是瞥來的眼神還是動作，都顯得親昵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