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音落地，應泊猛然回過神，兩眼略有茫然地望向面門座位那負責主持會議的政治部主任。他愣怔的空當剛好給了案件承辦人喘息的時間，對方忙喝了一大口水，等待新一輪的拷問。

雖然不慎走了神，應泊倒也不慌，重新把筆記本上記錄的思路快速浏覽一遍，緩緩道：

“關于本案的争議焦點，各位的意見都比較統一，即行為人為詐騙分子提供銀行卡的行為究竟構成幫信罪還是詐騙罪。盡管兩罪在客觀方面存在重疊，但主觀上‘明知’的程度以及内容卻大有不同，這也是我們實務上審查此類案件的難點所在。”

思路終于整理順暢，他擡頭看向承辦人：“移送審查起訴後，犯罪嫌疑人否認自己主觀上明知這個另案處理的‘阿靜’實施詐騙犯罪行為，也否認自己知道所接收款項為詐騙款？”

承辦人忙道：“是的，但……”

應泊接上他的話：“但在公安機關偵查過程中，嫌疑人一直穩定供述自己明知，而且幫忙轉移犯罪所得時也采取了規避調查的行為方式，完全可以從客觀行為佐證嫌疑人主觀上‘明知詐騙而為之’，對嗎？”

被應泊點破心思，承辦人信服地颔首，又補充說：“不過，因為嫌疑人翻供，再加上詐騙罪的量刑要比幫信罪重很多，我們也在考慮要不要用幫信罪來兜底，避免起訴後卻拿到無罪判決。”

“在缺乏客觀證據的情況下，過于依賴嫌疑人或是被告人供述，确實往往會以幫信罪作為兜底罪名。可現在我們不是沒有證據，而且舉證中需要更側重強調他的‘主觀明知’。技巧性的權衡當然重要，但不能濫用，不能把定罪量刑當成達成指标的一種交易，你覺得呢？”

這番話綿裡帶針刺中最根本的問題——實務中為了避免風險，控辯審三方時常會在庭下悄悄達成交易。譬如隻要嫌疑人認罪認罰，檢察官就會給出緩刑的量刑建議，而量刑建議又被法官廣泛采納，庭審完全成了走過場。

此外，更深層的後果是，極有可能導緻重罪被從輕發落，對被害人而言無疑是二次傷害。

整個會議室都為之默然。見承辦人無言，應泊也留有餘地，總結說：“所以我的觀點是，按詐騙罪的從犯起訴更合适。”

一場會議兩個多小時，應泊坐得腰酸背痛，總算捱到了散會。他把筆插進口袋，夾着筆記本離開會議室，叫住了走在前面的徐蔚然：

“蔚然，等一下。”

徐蔚然正抱着自己的本子，低頭補着筆記，聽到他的聲音即刻回頭：

“怎麼了，師父？”

應泊緊走幾步迎上去，與她一同進入電梯。借着個子高，他斜睨了一眼她的筆記，問：“剛才的會議有沒有覺得很難理解的内容？”

“會議上的案子還好，都聽得懂。”徐蔚然急匆匆地寫完最後幾個字，向他揚起一個笑臉。應泊聽出話裡有話，挑眉問：

“那……會議外的呢？”

徐蔚然赧然道：“就是咱們手上那幾個毒品案子，我閱卷時總是前面看後面忘，看不了幾頁腦袋裡就成一團漿糊了。”

電梯停在三樓，“叮”地一聲打開門。應泊沒有直接回答她的問題，而是把她領進了自己的辦公室，解鎖電腦，調出文件展示給她看：

“你看，思維導圖，上下遊犯罪事實、金額、數量與口供都列舉出來，這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他滑動着鼠标滾輪，繼續解釋：“很多時候，辦理毒品犯罪需要秉持‘差不多得了’的思路，才能辦得通順，當然死刑案件仍然要慎之又慎。犯罪和偵查過程都過于隐蔽，太高的證明标準隻會導緻看誰都無罪。”

每一幅思維導圖都簡潔明晰，還附有應泊自己手畫的分析圖。徐蔚然倒吸一口氣，結結巴巴地說：“那個……我想……”

“我會發給你的，你結合着看案卷會容易很多。”應泊點點頭，又佯作無意地問，“對了，我妹妹沒給你添亂吧？”

“啊，沒有，卓爾特别乖，我很喜歡她。”徐蔚然忙答。兩個人各懷心思，卻都心照不宣地對張繼川絕口不提，猶豫半晌，徐蔚然還是忐忑不安地問：

“師父，你們昨晚任務還順利嗎？”

早料到她沉不住氣，應泊勾起一個笑，話音卻冷冷的：“有驚無險吧，雖然差點折在那裡，但至少搶在最後一刻救下了一條命。”

他刻意突出幾個字眼，用餘光觀察徐蔚然。徐蔚然身子晃了晃，顫聲問：“折在那裡……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外而已。”應泊将她的反應盡收眼底，面上仍然不露聲色。他把自己的辦案筆記和導圖都上傳到辦公内網，言語間仍然溫潤如初：

“都發到雲盤了，希望能幫到你。去吧，有問題随時來問我。”

待徐蔚然走遠，應泊關上辦公室門，脫下制服外套，疲憊地躺倒在椅子上，撥通了電話：

“馬老師在嗎？”

自從馬維山出獄後，他還沒來得及親自上門慰問過，為了避嫌甚至沒有主動打過電話。接通後，電話那邊首先傳來一陣女聲，是馬維山的女兒：